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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亚体育手机app官网东正教在华夏的传入发展历

来源:http://www.muvitop.com 作者:文学资讯 人气:167 发布时间:2019-12-12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大陆的佛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社会各界的交往日益增多,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正因如此,佛教界搞好自身建设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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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大陆的佛教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社会各界的交往日益增多,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正因如此,佛教界搞好自身建设的任务也更为迫切,其中包括佛教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基督教文化的迅速传播,由于科学的昌明和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汉传佛教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其表现可以说比比皆是。其中在思想理论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人间佛教”的思想,其它还出现了“佛教是文化”、“佛教是科学”、“佛教是哲学”、“佛教是教育”等等提法。此外,唐代以来禅宗对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太虚大师就指出“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也因此,近现代以来,各种“禅法”及其理论成为了唯心与唯物、有神论与无神论、出世法与世法、甚至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涉的平台和纽带。上述这些思想或提法影响至今,“人间佛教”、“佛教是文化”、“禅”可以说是当今佛教界以及有关佛教的政界、学界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它们对近现代佛教的复兴、树立佛教的正面形象、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这些思想或提法产生的时代因缘和其深刻的内涵,往往是按照个人的认识水平望文生义地加以解读,这就很容易导致许多人有意无意地产生误解,甚至出现相当程度的曲解和滥用,从而大大消解了佛教神圣性资源,严重影响了佛教的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使佛教变得世俗化甚至庸俗化。一些教界人士对这种现象十分不满,甚至对这些思想或提法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产生了怀疑。所以,正视这些问题,厘清“人间佛教”、“佛教是文化”、“禅”等思想概念和提法,已成为佛教界加强思想理论建设的当务之急。下面笔者拟就这类问题作一番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今年是星云法师出家80年。几十年来,星云法师在台湾弘法建寺、安僧办道、创办学校、成立佛光会、养老育幼、救济孤苦、社会服务,将人间佛教弘扬到世界五大洲。

今天,我们已经踏人了21世纪的门槛,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中国佛教又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具有悠久历史的佛教怎样适应急剧变迁的新的社会形势,怎样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以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是中国佛教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

一、佛教的根本教义与五乘佛法

5月19日至20日,浴佛节前夕,首届人间佛教社会学论坛在上海星云文教馆举行。本次论坛由台湾财团法人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国社会学会宗教社会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等机构的20余名学者,从社会学层面共话人间佛教的未来发展。

一、佛教的现代化与宗教性的保持

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佛教。因为无论是讲“人间佛教”、讲“佛教是文化”,还是谈“禅”,首先不能离开佛教这个大的前提和依据。所谓佛教,简言之,即佛陀之言教与身教,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思想与修行体系。若广而言之,还应包括佛教在二千五百多年的传播过程中形成的林林总总的典章制度及文化与传统。在现实中,人们对于佛教的解读更是千差万别,犹如盲人摸象。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从出家的那一刻,即深深感到佛法与现实中的佛教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他在《游心法海六十年》中说:“我的修学佛法,为了把握纯正的佛法。从流传的佛典中去探求,只是为了理解佛法;理解佛法的重点发展及方便适应所引起的反面作用,经怎样的过程,而到达一百八十度的转化。如从人间成佛而演进到天上成佛;从因缘所生而到达非因缘有;从无我而到达真常大我;从离欲梵行得解脱而转为从欲乐中成佛;从菩萨无量亿劫在生死中,演变为即身成佛;从不为自己而利益众生,到为了自己求法成佛,不妨建立在众生苦难之上。这种转化,就是佛法在现实世间中的转化。泛神化的佛法,不能蒙蔽我的理智,决定要通过人间的佛教史实而加以抉择”。

人间佛教就是要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服务社会

佛教从一个异域的宗教,而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能够主动地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相适应,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从佛教初传中土时与黄老之学、神仙方术的混杂及“格义”佛教的产生,从对魏晋玄学的吸收和依附到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创立,从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一直到近现代人间佛教理念的创发,无不说明这一点。

可见,佛法如大海,研究佛教难,修学佛法更难。我以为无论是研究佛教,还是修学佛法,抑或是认识人间佛教,都必须从佛教的根本教义出发,以缘起的观念理性地进行研究、抉择,以智慧指导修行,这样才能获得真知,生起正信,发起正行,也才可能修成正果。这里所谓佛教的根本教义,是指佛教本质中几乎不会也不能变化的部分,是与其它宗教和哲学思想不共的东西。

四川大学佛教与社会研究所教授段玉明认为,人间佛教本是顺应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提出来的。伴随这一历史变革,也要求传统佛教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太虚大师因此提出了人间佛教的主张,要求传统佛教在教理、教制、教产进行“三大革命”。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尤其是以星云法师为主的一批当代高僧的践行,使人间佛教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进展。但人间佛教作为汉传佛教的当代变革,应不仅仅表现在义理、道场、教育等方面,还要求其尽量适应工业社会时间匮乏、诱惑增多、压力增大、理性至上等现代社会的变化,突破传统寺院围墙,走出寺院,面向社会,面向人间,服务僧俗两众。

在当今社会,传统的佛教必须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应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佛教应当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僧俗各界的有识之土一直在不断地致力于佛教现代化的工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着新的探索和尝试。应当说,这些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佛教的未来发展扫清了许多障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必须看到,佛教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将始终伴随着人类走向遥远的未来。在这一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佛教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世俗化倾向和保持佛教作为宗教所特有的宗教性的矛盾,将会一直存在。

佛教的根本教义是缘起性空,认为宇宙万物乃至精神现象,无不是因缘条件的聚散离合,相对而存在、而消亡,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可得,如幻如化,本质是空,没有能主宰的“我”,更没有什么造物主。用佛教的经典表述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这是世间万物和精神现象的真实相状,即所谓“诸法实相”。

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院长妙凡法师说,佛教的弘法史,就是佛教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的过程。人间佛教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积极实践,它的核心价值是“合理的经济生活、正义的政治生活、服务的社会生活、慈悲的道德生活、尊重的伦理生活、净化的感情生活”。人间佛教意味着积极关怀人间社会事务,包括文化、教育、环保,净化世道人心、净化社会。

佛教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无论是古代佛教还是现代佛教,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宗教而存在的,宗教的特性才是它的本质属性。同时,作为一种宗教的佛教,要求得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更多人的精神寄托和信仰家园,就必须应时契机,顺应时代的发展。对现代佛教来说,走出以往那种只讲自我解脱、偏重离世隐修的老路,积极人世,关怀社会,关怀人生,是佛教在现代社会保持其生命力的必然选择。但是,在佛教现代化的过程中,又必然会遇到不同程度的世俗化的问题,造成其特有的宗教性的弱化或迷失。我们在讨论佛教应如何现代化时,在论说佛教理论的现代价值时,大都是以现代性作为基本的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下,找寻和阐发佛教中那些契合现代价值和需求的教义理论,或是在古老的佛教义理中开发出符合现代社会和人生需要的新的意蕴。而所有这些都以佛教所说的“契理契机”、出世和人世的统一作为学理上的依据。问题是,在理论上圆融无碍的圆教义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实践领域,世俗化和宗教性的矛盾还是会彰显无遗。应当说,佛教的现代化是保证其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惟其如此,才能适应时代发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但是,现代化归根到底也只是应机之方便,如果佛教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为了片面地追求现代性而失去了其宗教的本质属性,佛教也就不称其为佛教了,现代与否,发展与否,都将毫无意义。因此,如何把握其现代化和保持宗教特性之间的合适的“度”,是佛教在现代化过程中应当审慎对待的。

既然世间万物和精神现象本质上都是“空”、“无常”、“无我”,那么人们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修行还有什么必要吗?的确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什么意义和必要,但问题是芸芸众生对“诸法实相”毫无认识,在认识和情感上无不把如幻的相对存在执为实有,执为有可以主宰的“我”和我所主宰、拥有的“我所”,从而妄生苦乐觉受,妄起贪爱,造作善恶诸业。所谓业,就是造作,就是力用,它是遵循一定的因果规律的,佛经说作善业的投生于人间、阿修罗和天上“三善道”,作恶业的则投生于畜生、饿鬼、地狱“三恶道”。无始以来,芸芸众生正是根据自己造作的身口意三业而轮回于六道,虽然本质上没有作者和受者,业果也是如幻如化,但由于无明的作用,业的作用,芸芸众生无不感到有真实的我在作业,在感受真实的苦乐果报。这样一来,人们生活及行为就不能说没有意义,因为现在造作的身口意业不仅会影响未来的身口意业,而且在一定条件下都可能产生种种苦、乐、不苦不乐的果报。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不仅要对现世负责,还要对来世负责。从佛教徒来说,则不仅要致力于净化自己和他人的身口意三业,建设清净和乐的社会或佛国净土,而且根本的还在于要破除心中的无明或我法二执,证得不生不灭的大般涅槃。可知佛教既是入世的,但终极目标仍是出世解脱的。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上海大学道安佛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恭让指出,星云法师曾经概括了“中国佛教衰微”的10项原因,其中一项是“佛教走入山林,消极脱离社会”。佛教长期脱离社会的理论与实践,导致佛教徒往往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把个人修持与社会净化对立起来,其结果是佛教失去契理契机的善巧方便能力,无法合理地理解与建构佛教与社会的关系,导致“佛教”与“世间”格格不入。星云法师把重视社会慈善公益看成是唐代以前中国佛教辉煌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出十分明确的重视人道、重视现实人生及重视社会净化的价值理念。

这种境况是所有的古老宗教在现代化过程中所普遍面临的。西方社会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时所进行的反思值得我们借鉴。西方自康德以来思想界所发生的重要转变,就是在经验与超验,即知识与宗教之间进行划界,规范和界定各自的领域。于是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在否定或肯定现代价值的维度中进行论说,而是从现代性的结构背后去寻找宗教性的意义资源[1]。因此,现代性对于宗教提出的课题,绝不是宗教如何简单地在自己的论述中去发现符合现代性的结构,或是以现代性前提来更改自己的某些原则。如在现代基督教的神学论证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行动的俗世化与宗教本身理念的超世俗的紧张仍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霍克海默在面对宗教现世性的问题时,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人们不想抛弃宗教的话,那么宗教是无法世俗化的。”[2]朋霍费尔更担心,如果宗教的现代化计划只是为了广泛传播而变得世俗化,则人们对于宗教之恩典昂贵性的认识逐渐淡化,有可能像出售商品一样,把宗教变成一种“廉价的恩典”。他甚至把这一俗世化的倾向与严格意义上修道主义实践对立起来,说“修道主义成了对基督教的世俗化和把恩典降价的活生生的抗议。……教会成功地使修道主义弱化,甚至利用它来证明教会自身生活世俗化的合理性。修道主义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成就,一般俗人是望尘莫及的。因此教会就形成致命的双重标准的概念……当教会被指责为过于世俗化时,它总是把修道主义说成是在信徒中过高级生活的可能性,并以此来证明其他人过低级生活的可能性也是合理的”[3]。显然,这里暗示了一项宗教灵修的重要倾向,即实践性的宗教必须是相当程度地反俗世性的,这不仅是宗教理念上的最终目的,而且是作为实践性宗教的基本诉求[4]。哈贝马斯在论述社会的现代化时说,完全世俗化的现代性是十分危险的,现代性若想克服历史上所遭遇的各种困扰,有必要接受超验的支配和调节。对作为宗教的佛教来说,保持宗教的特性更为重要[5]。

冠亚体育手机app官网,虽然说诸佛唯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要令诸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但佛教是讲契理契机、因机施教的。正是基于缘起性空与业果不失的根本教义,佛教建立了比任何宗教都要庞大的一整套富有哲理和伦理实践意义的理论与修行体系。二千五百多年来,佛教在适应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个国度、各类人群的机宜的过程中,形成了巴利语系佛教、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以及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佛教经律论三藏经典数以万卷,法门号称有八万四千,诸如业感缘起、三世因果的理论;如来藏缘起、众生佛性平等的理论;华严法界缘起、依正不二、事事无碍的理论;天台宗性具善恶、一念三千的理论;万法唯识、转识成智的理论;依戒定慧修八正道的修证体系;依戒摄僧、遵循六和敬的僧团制度;奉行五戒十善的处世之道;悲智双运、行四摄六度、自利利他、普渡众生的菩萨行处;空有双泯、物我两忘、平常心是道的禅宗理论;心净佛土净及庄严国土、建立净土的理论等等。这些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人间佛教需要建立现代制度

二、人间佛教的契理与契机

根据修行的五大类根性,佛教建立了五乘佛法。一为人乘,主要修习三归依和五戒十善,与儒家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敦伦尽份,闲邪存诚的要求相似,这样就能感生人道甚至欲界六天的善果。二为天乘,在人乘的基础上,更修少欲知足和诸世间禅定,则能感生色界四禅天和无色界四天的善果。人乘与天乘均属于世间善法,仍为凡夫,不能出离生死轮回。三是声闻乘,主要是遵佛声教,观四谛法,修三十七道品,证四果罗汉,灰身泯智,永脱分段生死。四为缘觉乘,主要是逆顺观察十二因缘,伏断根本无明,证辟支佛果。声闻乘和缘觉乘均属于小乘,为出世间法,修此法可以证得圣果,永脱生死轮回,但此类根机重在自我解脱,度众生的悲心和方便不足。五是菩萨乘,主要是修四摄六度,不急于自度,重在以种种方便广度众生,经无量劫的积功累德,始可成就无上的佛果。菩萨乘即所谓大乘,通过修习最殊胜的菩提心和大悲心,以自利利他、普渡众生、成就最高佛果。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指出,僧众是佛教中国化的主体,更是佛教中国化的重点与难点。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僧众在中国这一地域的宗教实践过程,在坚持佛教根本立场的基础上,摒弃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理念与制度。因此,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过程是现时的、鲜活的、有血肉的生活情景历程。

20世纪上半叶,太虚法师和印顺法师提出了“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理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弘扬,人间佛教已经蔚为潮流,成为当今中国佛教最有影响力的一面旗帜[6]。

五乘佛法的建立,表明佛教是强调个人的宗教实践,普摄群机,既重视家庭与社会责任,又不忘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一种宗教。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峰指出,太虚大师从一开始就将人间佛教定位于佛教应世、救世之路,一改传统佛教信仰过分强调内证,提出要用佛教来解决人生问题,要与世俗社会紧密联系。星云法师及台湾佛光山教团则将人间佛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星云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实践,是以社会共修的方式建构起人间佛教的神圣性,建立起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社会之间的桥梁,源源不断地营造出桥梁式社会资本,适应了现代性的要求。

人生佛教和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出,是对明清以来那种与世隔绝的或托佛求生的消极佛教的一种反动。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迁,许多佛教界的人士和关心佛教的人土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时,都在从各个方面探寻、丰富和实践着人间佛教。总体说来,人间佛教因应现代化的法宝是强调佛法的契理与契机,契理就是契合佛法的永恒之理,契机就是因应时代,方便教化。太虚大师在《人生佛教》中说:“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认为契理为体,契机为用,体用一如,不可偏废。他还分别以现代的“人生化”、“群众化”和“科学化”为他的“协时机”原则作了说明,特别强调了佛法应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以与“旧行之佛教”“与现实脱节”相区分。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的基础上发展了“人间佛教”的思想,但仍然是在现代性的脉络中进行论述的,如他在妙云集下编之一《佛在人间》中说:“现在所揭示的人间佛教,既重契机,又重契理。就契机方面说:着重人间正行,是最适合现代的需要……”

二、关于人间佛教的反思

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廖杨说,由星云法师开创的台湾佛光山人间佛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佛教弘法史上的重要变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人间佛教以五乘共法、五戒十善、三好四给、四无量心、六度四摄、因缘果报、禅净中道等理念,契合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人间化、生活化、制度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修行方式,改变了人们对佛教“苦行僧”修行的刻板印象。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人间佛教表面上看是佛教的世俗化,但它和欧美基督教的宗教世俗化不同,它以佛法圆融社会、以俗世参悟佛法,将出世和入世完美结合起来。

当然,契理和契机是一体的两面,人间佛教仍然是佛教而不是其他,所以必须契合佛陀的教法、佛法理趣,有根源性的经典依据;应保持佛法出世间的主旨和了生死的主题,具有超越性、神圣性,世俗化、庸俗化为一般的世学,这种“佛教”便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7]。实际上,人间佛教的倡导者们对于这种可能的危险从一开始就有了充分的警醒。太虚大师说:“今倡人生佛教,旨在从现实人生为基础,改善之,净化之,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界佛法真理,……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主张“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强调“尊重果觉之仰信”,提倡依人乘行果修经教中所说的圆渐的大乘道而直趣佛果。因此,在学理的立场上仍然坚持了旧行佛教出世性的律则,表示人间佛教宗趣却不是停在世间法,而恰恰是依世间法而出世间,“以净化世间以进趣出世之寂灭”。“问题是,理则上和经典根据上都可以自恰的这种圆教理念,何以可能在实践和经验的历史中接受考验,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使命。应该承认,汉语世界的人间佛教运动的目的还没有完全达成,它还在受到来自教内外各种角度的批评、挑战,而这恰恰说明人间佛教作为一种运动,在思想和实践的维度上都有相当丰厚的意义资源,也存在很大的论述空间”[8]。

“人间佛教”是即世而出世、以人为本、即人成佛的一种思想与修行体系,反映了佛陀的出世本怀,是原始佛教所固有的精神。自二十世纪上半叶由太虚大师创造性提出并身体力行,以后又由其学生、当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详加论证、弘扬,使人间佛教理论体系渐趋完备;同时,赵朴初居士、巨赞法师、明真法师、正果法师等在大陆历经艰难,大力提倡与推动;星云法师、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等在台湾等地大力提倡与积极实践,人间佛教思想因而日益深入人心,已成为海峡两岸佛教界的共识。可以说,人间佛教的提出与完善,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智慧的结晶,也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一大标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黄海波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佛教从沉疴日久的颓羸状态,经人间佛教的更新运动而奋起,演进为以“星云模式”为代表的当代人间佛教公共参与,这个历程也正是近百年来世界宗教与社会之关系加以调整的过程。如果说人间佛教在近代发韧期主要处理“出世-入世”问题的话,那么在全球化以及后现代性的当下,人间佛教主要需要处理的是“公共性”问题。人间佛教以其深邃契理的现实关怀、圆融契机的社会参与而成为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最强音,也贡献了佛教现代转型、现代性条件下宗教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等多方面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资源。

实际上,人间佛教在迎接现代化挑战的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和所遭遇的批评[9],也确实不是由于学理上的原因。重视契理与契机的统一,世间与出世间的不二,倡导“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等等,既要因应时代的潮流而从佛法的宝藏中开显出方便的施设,又强调了佛法不同于世法的超越性,这是倡导和阐释人间佛教的人士所共同具有的特点。印顺法师在《谈人世与佛法》一文中,对太虚大师关于“人生佛教”的“顺应潮流”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认为,许多人将太虚法师的这一思想误解为“世俗化”,殊不知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生佛教中的“学理革命”恰恰“不是世俗化,不是人天乘,不是办办文化慈善,搞政治,而是有深彻意义的”。印顺法师认为,如果不了解这一微细的分别,佛教人间化就难免在所谓圆融中横生障碍,在人事中而“轻视一切事行”,“专心于玄悟自修”而把世间的本分事也看成分外事[10]。印顺要告诉我们的是,“人间佛教”的意趣就是即世间而离世间,在世与出世间获得超越性的法度。这在理上是很清楚的,问题是,一落到世间经验的面向上,情况要困难得多。教义上本来圆通的谛理,在现实生命中可能没法受用,在实践层面的拯救性计划就很可能是软弱无力的,从而引起来自宗教实践立场的批判[11]。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面对现代化的时候,缺少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往往盲目地把现代性作为一个当然的前提,急切地审视和筛选自己固有的价值资源,单方面地去迎合、适应。而没有充分意识到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实践的层面上所可能面临的世俗与出世之间的紧张,没有厘清和界定宗教和世俗社会之间的边界。因此,如何在将“即世间而离世间”的旨趣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而又保持佛教的超越性,也是人间佛教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人间佛教作为一种思想或口号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时代与社会因缘,以及坚实的理论基础。问题是:政教学三界的许多人士对此并不了解,往往望文生义地加以解读,结果使人间佛教不是狭隘化就是变得庸俗化;其次,人间佛教的提出已有大半个世纪了,时代和社会环境已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间佛教不得不面对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在中国佛教不断发展、并将全面走向世界的时候,对人间佛教思想及其事业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就显得十分的必要。

韶关学院旅游与地理学院助教何子文认为,人间佛教的代际演进及其制度转型构成了近代民国以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一根主线。台湾佛光山自1967年创建以来,通过发展文化、教育等事业,把佛教的传统精神、经典教义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时代特点有机结合,返本开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间佛教模式,成为当今人间佛教制度化实践的一个重要典范。

三、现代佛教与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思想的基本内涵与特点

上海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杜立婕说,古老的佛教如何走向现代化、如何年轻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台湾佛教成功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性的华丽转型,颠覆了普通民众对传统寺庙的刻板想象,佛光山便是其中的代表。

人间佛教的理念,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和普及,已经在当今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下半叶起,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香港,出现了许多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佛教团体和组织,以各种形式探寻着实践人间佛教的新路子。以至于人们在探讨中国佛教的现代发展和未来走向等问题时,大都会以人间佛教作为当然的范例,甚或将人间佛教的理念作为中国佛教现代化的理论基础[11],在一定意义上说,人间佛教甚至被当作现代佛教的代名词[12]。

“人间佛教”既可说是一种思想体系,也可说是一种态度、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一面旗帜,它为佛教所本有,并非新创。但对于近代中国汉传佛教的信众来说,它的确是由太虚大师、印顺导师等“刮垢磨光”、“去腐生新”之后,才为人们所重新认识。下面笔者试着概括介绍一下人间佛教的基本内涵与特色。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翠翠认为,星云法师所倡导的人间佛教是对太虚大师当年佛教“革命思想”的继承与弘扬,使中国佛教走出了一条从人间化到社会化的现代转型之路,呈现出“僧团-教团-社团”的发展脉络,实现了个人与群体、寺庙与社会、信仰与生活、私人与公共的连接,是一种极具现代化的佛教形态。信仰者所参与的佛教仪式,并非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忏仪式,而是多样化、日常化、极为生活化的社会化仪式。这种基于理性、极为贴近生活的仪式表达,使人间佛教的理念深受广大信众喜爱。

人间佛教作为当前中国佛教中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形态,而为人们所认同,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人间佛教是否是现代中国佛教唯一的选择?人间佛教能否完全涵盖现代中国佛教?甚至现代佛教?在现代化的洪流中,那些固守传统、严持戒律的寺院,是否也属于人间佛教?在佛教饱受世俗化甚至庸俗化批评的时候,人间佛教应该抱有什么样的态度、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等等,这些疑问,我想在许多人的脑海中都或多或少地闪现过。对于这些问题,我本人没有深入地思考,更没有成熟的答案,只是在此提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并得到大家的指教。

1、重视原始佛教。初期佛教不仅为佛教之源头,也为佛教之根本,要寻求纯正的佛法,非研究以四《阿含经》和《四分律》等为代表的早期佛教经律典籍不可。如印顺导师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说“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在原始佛教中,信仰的中心是那位生于人间、修行于人间、成佛于人间、弘法于人间的释迦牟尼佛,弘扬的根本教义是四谛、十二因缘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法印,修持的基本方法是戒定慧三学,强调的是“以戒为师”、摄身口意、修十善业和八正道,提倡的是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反对的是“天启”、“神创”、“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占卜与咒术,以及苦行、纵欲等。这些都是人间佛教的应有内容。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认为,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就是要做到佛教社区化,即建设社区佛教。所谓“社区佛教”,是指寺院以僧人为主、居士为辅,与义工团队三方联动,为社区提供佛教方面的精神服务、公益慈善服务,从而获得社区居民物质与道义上的支持,使寺院及其社会服务获得可持续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人间佛教的实践。

在目前对人间佛教的一片赞扬声中,提出这样的问题,好像有点不合事宜。但面对问题,只有正视它,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我想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中国佛教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到今天仍然生生不息,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原因之一是它具有开放性、融合性和创新性等特性。在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网络时代的新世纪的今天,文化的多元化和发展的多样性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宗教的发展也不例外,全世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宗教团体或组织在注册,各种各样的新兴宗教层出不穷,标榜着形形色色的教义和学说。人间佛教的理念只是其中极有活力、已经得到众多人认同的一种,而不是唯一。人间佛教也只是多样化发展的现代佛教中的一种,在东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佛教正以新的面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我们不能因为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佛教具有与人间佛教相似的特点或形式,就一相情愿地将其说成是人间佛教,而不管人家是否承认。面对世俗化和庸俗化的批评,人间佛教应该具有深刻的自省意识,在实践层面上厘清宗教活动与世俗生活的界限。

2、重视菩萨道。菩萨道是大乘佛教的根本,是原始佛教的合理展开,是佛陀救世度众生的精神体现,是即世而出世的修行方法,是完善人格、成就佛道的必由之路。它所依据的根本教义是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所阐述的缘起性空、中道与诸法实相,修行的基本方法是四摄六度,强调的是发菩提心和诸宏誓愿,以诸善巧方便度脱众生,提倡的是更为深广的智慧、平等、中道、慈悲与和平,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对治的是一味厌世、急证自了、食古不化。这些也都是人间佛教所诉求的。印顺导师所谓“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其中的中期、后期佛教分别指印度大乘佛教兴起时期和密乘佛教兴起时期。印顺导师认为中后期佛教掺入了部分印度教梵我合一与性力崇拜等内容,这些内容本为佛教极力反对的,也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所不容的,因而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华伟认为,佛光山事业的成功,改写了中国佛教的历史。在佛教组织现代化方面,星云法师做得更为成功。他继承太虚大师的思路,将人间佛教的组织现代化工作做到了极致,为其全球弘传打好了组织基础,也成功实现了佛教的现代性转型。

[1]RalphMcinerny,ed.,Introduction,ModernityandReligion,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94.

3、人间佛教的重心是人界的提升。人是六道众生的一类,佛教视人类为最具可塑性、可转变性的,即最易于提升,也最易于沉沦,人间佛教的使命就在于提升人格,并进一步升华为最高层次的神格——佛。众生皆有佛性,皆有“如来藏”,要即世出世、即人成佛,关键在乎一心。这就要求广大佛教徒发菩提心和长远心,广度众生,走人——菩萨——佛的修行路线,即由凡夫修人间正行,进而发心学修菩萨行愿,由菩萨行愿趣证佛果。这种既修福又修慧,既重视家庭与社会责任,又不忘生死解脱,既自利又利他的修行道路最符合佛陀的本怀,是大乘佛教精神的体现,同时也特别适合于当今中国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可一改以往佛教被山林化、被外界诟病为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状况。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李向平认为,佛教只有在现代制度、组织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服务社会公益事业。传统教团缺乏现代社会组织应当具有的组织性、公开性、自立性三大特征。人间佛教则体现了佛教制度和组织的现代变迁。台湾佛光山佛光会的会员制度就是一种现代制度,会员享有相应权益,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发言权及表决权。可以说,它是传统教团与现代社团相结合的产物,能够把信众的信仰整合成为一种持续、有力的社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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