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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黄梅——中国禅宗正式确立之地,虽然佛

来源:http://www.muvitop.com 作者:文学资讯 人气:60 发布时间:2019-12-12
摘要: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曾说:“中国的禅宗,无不出自黄梅。”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土六代祖师中,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创东山法门,并分别在黄梅的西山和东山建四祖寺和五祖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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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协会已故会长赵朴初曾说:“中国的禅宗,无不出自黄梅。”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土六代祖师中,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创东山法门,并分别在黄梅的西山和东山建四祖寺和五祖寺,聚徒大弘禅法,农禅并重,自给自足,完成了中国禅宗的初创期,使得中国禅宗得以正式确立。中国禅宗的第六代祖师慧能也得法于黄梅,慧能使中国禅宗更加成熟和兴盛,之后慧能南宗逐渐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地位,并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因慧能得法于黄梅,使得黄梅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发源地。黄梅自唐以来,便是禅文化的中心,黄梅禅文化在中国及世界佛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三大方面来论证黄梅禅文化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其一、黄梅——中国禅宗正式确立之地;其二、黄梅——中国禅宗的发源之地;其三、黄梅——对中国及世界禅宗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前言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成为中国宗教基本格局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有过隋唐时期百花齐放、各宗并立的繁荣,但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后来发展为中国佛教之主流的禅宗。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禅宗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佛教不断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国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一特点和规律,在禅宗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黄梅“东山法门”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

太虚大师曾说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是极占篇幅的,它对中国佛教影响非常深刻。它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生活,也改变了趋向开悟方法的一般见地,可以说禅宗是中国佛教的生命与灵魂。中国禅宗从被奉为初祖的菩提达摩到二祖惠可、三祖僧璨,可谓是禅宗的酝酿期。达摩来中土,在北方弘传时,尚无固定的禅林。二祖及其以后的楞伽师均以游化为务,他们都无栖泊处。三祖在南方弘法,几乎是隐埋踪迹以行教的,我们除了知道他付法四祖以外,其余的事迹所知就寥寥无几了。这三位祖师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多种原因没能建立道场,弘扬禅法,多是采取游化的手段维系着禅宗的命脉。直至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时,他们分别在黄梅的西山和东山建四祖寺和五祖寺,在理论上创立“东山法门”,且在生活上农禅并重,自给自足,大弘禅法,完成了中国禅宗的初创期,使得中国禅宗得以正式确立。之后六祖慧能使中国禅宗更加成熟和兴盛,慧能南宗禅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地位,“凡天下言禅者,皆本曹溪”,以至于宋以后我们以后所说的禅宗就是指慧能南宗。但慧能得法却是在黄梅,因此使得黄梅被称为中国禅宗的发源地。黄梅自唐以来,便是中国禅文化的中心,同时也对世界禅宗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道信、弘忍时期,特别是慧能之后,其禅法远播日本、韩国、越南,乃至近现代又影响至欧美诸西方国家,所以黄梅禅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禅宗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黄梅禅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史上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禅宗是我国佛教的主要流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一、一行三昧、是心是佛:修行方式上的适应

一、黄梅——中国禅宗正式确立之地

菩提达摩大师为中国禅宗公认的东土初祖。他到中国来,在当时并没有立即引起大的影响,然而他的思想却像一个种子一样,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一天天茁壮成长并迅速繁衍起来。达摩的禅法传到了六祖曹溪慧能大师即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对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禅宗的独来独往的风格和其下承当的教学法,都是由于慧能的努力而趋于完成的,他在禅宗的伟大业绩中真可谓“昊日丽天”。一面继承诸祖家业,一面开拓了“生趣盎然、言思罔及”的壮阔局面,后来的“五家”都是得到了他的法乳滋养,从而继续作出进一步发展的。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从最初的翻译佛经,到后来逐步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阐释佛经,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佛教逐步与中国文化传统相适应的过程。其中,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在黄梅凝聚僧团授徒传法的同时,也在修行方式上作了许多适应中国文化的变通。

湖北黄梅地处鄂赣皖三省交界,北依大别山,南临万里长江,交通便捷,物阜民丰。这为农耕时代各种文化的繁衍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黄梅县城西15公里处的西山,本名破额山,也叫破头山,因有双峰屹立,又名双峰山,唐武德七年道信即在此处建立道场传授禅法。在黄梅县城东12公里处的东山,唐永徽五年弘忍即于此处建立传法道场。道信和弘忍都在黄梅建寺安僧,盛传“东山法门”,法妙人尊,四方学者云集。禅宗到道信和弘忍时,无论从组织形式上,还是思想体系上都已初具规模,由此揭开了中国禅宗的新篇章,使得中国禅宗结束了酝酿期,得以正式确立。

慧能的禅法思想主要包含在《坛经》里面。本文将从禅法在中国的施设、演变,《坛经》所说的中心思想来显示慧能禅法的源流及其思想特色。

据《楞伽师资记》记载,道信著有《菩萨戒法》和《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他主要依据《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和《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旁依其他大乘经典,提出“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当知佛即是心,心外更无有别佛也”,强调坐禅时“守一”、“看心”、“直须任运”。另外,道宣《续高僧传》记录了道信以《入道方便》教人[1],天台学者荆溪湛然的《止观辅行传弘诀》卷2中也提及道信以《文殊说般若经》为“心要”。

道信及其黄梅西山双峰道场之建立

二、坛经的思想源流

《文殊说般若经》全名为《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该经中有一句名言,即:“文殊师利言:世尊!云何名一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一行三昧”的实质,即在于“诸佛法身与众生身等”[2],所谓“依是三昧故,则知法界一相,谓一切诸佛法身与众生等,平等无二,即名一行三昧。”道信在他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对“一行三昧”作了这样的解释:“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徵,即看此等心,即是如来真实法性之身;亦名诸法实性、实际;亦名净土;亦名菩提、金刚三昧、本觉等;亦名涅槃界、般若等。名虽无量,皆同一体,亦无能观所观之意。”由此可见,道信禅法是“念佛心心相续”,念到“忽然澄寂”,就是“无所念”——连念佛心也落谢不起,从而达到“泯然无相,平等不二”的境界,心就是佛,佛就是心,获得了即心即佛的体悟,也就是“举足下足”、“施为举动”等举手投足之间全都是菩提,全都在道场。

四祖道信,在中国禅宗史上是个具有双重意义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是达摩传慧可、僧璨之后真正使这一系禅门开始有了一个教派组织形式的领袖人物;另一方面,达摩禅进入南方,而将其推向新一境界的,也正是道信。他可以说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奠定了禅宗的思想理论基础。

东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之禅法,如《楞伽师资记》云:“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

道信的这种方便法门被五祖弘忍继承。弘忍受道信的指导和影响,不重视读经,但他颖悟异常,对于道信“常以意道”的禅经验也多能“洞然自觉”。《传法宝纪》中说,弘忍“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虽未视诸经论,闻皆心契”,因此,“及忍、如、大通之世,则法门大启,根机不择,齐速念佛名令净心,密来自呈,当理与法。”说明弘忍及其门下僧徒也是通过念佛净心,进而安心成道的。

关于道信的生平传记,如唐代杜胐《传法宝记》中说,道信俗姓司马,为河内人,7岁出家。因师戒行不纯,逐于隋开皇十二年入舒州皖公山,谒三祖僧璨。关于这一点,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信传中说:“又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闻而往赴,便蒙授法。”在此道宣虽未说二僧是谁,但从《传法宝记》中就可知二僧中有一位即是僧璨。道信在皖公山,依僧璨从学十载,后僧璨往广东罗浮山,不许道信同往,信乃留住此山。隋大业年间“国访贤良,许度出家”。道信正式得到官府允许出家,编籍于吉州的一寺院。据道宣《续高僧传?道信传》讲,道信住在吉州时有教大众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而退贼之事。传中说被贼围城十余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从外入,井水还复。刺史叩问:“贼何时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时合声。须臾外贼见城四角有大人力士威猛绝伦……群贼即散”。在《传法宝记》中也有与此相同的记载,可见道信游学南方时深受般若学影响。吉州城平定后,道信想到南岳,经过江州,道信为江州道俗留请住庐山大林寺。

理入者,谓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总之,此前的各种佛教学派、宗派,不论它们如何彻底地肯定众生具有佛性,但总是要求现实的人的心性向佛性靠拢,而且强调实现佛性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修持过程。但在道信、弘忍大师看来,安心是修禅的第一要义,因世界一切的根本在于心,人的思维决定了世上的一切。所谓“息一切妄念而专于念佛,心心相续,即心即佛。”这样,就把佛教境、行、果三门繁难的修持,简化为“守心”、“安心”的实践,三藏十二部经复杂的义理论证,则被“一心”所概括,就连坐禅也仅仅成为调适身心的方法,因为通过调适身心,就能逐渐体验到“内外空净”、“心地明净”的境界。可以说,黄梅东山法门把心、佛统一起来,从而使传统佛教的繁难修持转化为直接的心性修养功夫,不论是上根人还是下根人,都可以“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兴唯勤”地一心念佛,进而达到“是心是佛”的境界。这种法门,在形式上看,是对六朝以来发达的佛教义学的一种变革和创新,实质上是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变通,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修持佛法变得更加简捷明了、简单易行,因而更符合中国人那种好简约、重直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文化心理,更适合普通民众去修持。

唐初武德七年,道信应蕲州道俗信徒的邀请,到江北传法,见黄梅县西的双峰山,山泉秀丽,便在此处建寺作为修行和传法的中心道场。如《景德传灯录》卷三中说:“唐武德甲申岁,师却还蕲春,住破头山,学侣云臻。”道信在双峰山居住了三十多年,广开法门,“诸州学人,无远不至”,山中门人最多时达到500人,其道场规模之大已可想而知了。道信建寺安僧聚集500余人以行道,到这时,南方的禅林才基本开创出来了,从此以后,达摩一系的禅便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们从游化过渡到了隐居,然后又由隐居发展到了开创丛林,聚徒弘教。打这以后,达摩一系的禅便有了一个弘教的根据地,同时也为后世禅宗的盛行打好了基础。

行入者,谓四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何谓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无所求行;四称法行。达摩之所谓“籍教”是深信凡圣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所覆,不能显了,这是以如来藏说为基础,而悟入真理,名为理入。见道后,还要以四行来修道,达三轮体空,自利利他,庄严菩提。

二、深居山林、农禅并举:经济生活上的适应

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道信命弟子在山侧造龛,龛成便安然坐化,享年72岁。弟子弘忍接替他的位置继续弘法。据《楞伽师资记》载,道信著有《菩萨戒法》一本,并有禅法著作《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授弟子。后一著作的主要资料存《楞伽师资记》中,其篇幅约占全书五分之二,但是否是原书的全部,已不可考。

《续高僧传》卷十六《慧可传》更明显地显示出“如来藏说”即是《楞伽》教义:“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行者依行自得度世。……故使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

按照印度佛教的传统,僧尼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专注于修行,其生活完全依靠信众的布施。佛教初传至中国时,依然保留着这种传统。史载东晋时期,僧人“安置私宅、一切种植、斩伐草木、垦土掘地”等都是被禁止的。客观而言,不事生产、脱离劳作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利于僧人专心修行,也更符合佛教超脱尘世的原初本意,但托钵乞食的依附性生活方式,却包含着必然的不稳定因素。一方面,中国文化不大接受托钵乞食这种形式,而社会稳定情况、经济发展情况等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佛教发展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佛教尚未广泛传播、信众基础不牢固的情况下,信众布施状况直接决定着僧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决定了佛教只能在人群较多的地方传播,决定了佛教的发展必然受到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即便佛教在某一地区发展壮大,但随着僧人增多、僧团扩大,日常生活依然会成为一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佛教传入中国之后,除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之外,最初发展过程中的起起伏伏总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统治者的支持重视程度紧密相关。在受到统治者支持之时,佛教寺院得到大量的财物、土地等,寺院经济迅速壮大,佛教也因此被尊崇一时;但在统治者态度发生变化,不支持甚至反对和打压的情况下,寺院经济则立即遭到重创,佛教事业也因此饱受挫折。

道信在黄梅传法时,弟子众多,最著名的有荆州法显,常州善伏、玄爽等,但以弘忍最为有名,弘忍即是他的首席弟子。

慧可由达摩处,得四卷《楞伽》印心;又以此四卷《楞伽》授其弟子那禅师,那禅师又以之传慧满,代代相传,奉为心要。虽以《楞伽》相授,名曰籍教,而却重在悟宗,同时兼奉头陀,常行乞食,过着云水僧的生活。

纵观中国佛教史,虽然佛教自传入之后就逐步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上述不得从事生产劳动、只能托钵乞食的修行方式并没有像印度佛教一样严格执行,但至少在隋朝以前,中国佛教在经济上主要依靠王公贵族的扶持、信徒的布施的情况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迅速发展,至隋唐时期,佛教力量进一步壮大,出现了开宗立派的繁荣景象,但是佛教在经济上的依附性依然没有得到改观。正因为如此,随着僧人的增多、寺院规模的扩大和国家财政的困难,佛教事业依然难免因经济原因遭受挫折。比如,唐朝文宗、武宗时期,由于佛寺和僧尼过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唐朝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收。因此,文宗据“李训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之说,下诏令“所在试僧尼诵经不中格者,皆勒归俗,禁置寺及私度人。”[3]到武宗会昌年间,佛寺“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4]因为厌恶僧尼过多耗蠹天下资财,加上其他因素的促使,武宗最终决心下令禁佛,共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五祖弘忍及其黄梅东山寺之建立

僧粲史实不明,如《楞伽师资记》云:“可后粲禅师,隐思空山,肃然静坐,不出文字,秘不传法,唯使道信,奉事粲十二年。”

相比较而言,地处湖北黄梅、创立“东山法门”的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在这一时期却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宗派的佛教发展道路。四祖道信(580-651)于武德七年(624)来到蕲州,住破头山(后名双峰山),据称聚徒五百,定居三十年,史称“自入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因为在此之前,达摩一系及楞伽师,都是以游方为务,居无定所。因此,道信率众定居,实现了禅僧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这在中国禅宗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道信之后,五祖弘忍继续定居冯茂山授徒弘法。《楞伽师资记》载,曾有人问弘忍:“学道为何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弘忍答曰:“大厦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间有也。以远离人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成大物,后乃堪为栋梁之用。故知栖神幽谷,远避嚣尘,养性山中,长辞俗事,目前无物,心自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出也。”这就表明,定居山林已经成为禅宗修行的一种方式和生存的一种选择。

弘忍在中国禅宗史上被称为五祖,他继道信之后,以蕲州的双峰山和冯茂山为传法中心,对达摩禅法有更大的发展,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中国禅宗到了弘忍时,可以说已初具规模,因此他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关于弘忍的生平传记,据《传法宝记》中说,弘忍湖北黄梅人,俗姓周。年7岁出家,12岁师事道信,性情内向,少言寡语,有时虽受同学欺侮也不争辩。但能经常参加寺院的杂务劳动,为僧众服务。在《楞伽师资记》所引《楞伽人法志》中说他:“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愍,怀抱真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传法宝记》中也说他:“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弘忍平时虽不爱讲话,远离是非之地。但是他是个勤于修禅之士,白天劳动,晚上坐禅。而且禅风朴实,不拘形式,认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使人达到解脱,正所谓“行、往、坐、卧四仪,皆是道场,身、口、意三业咸为佛事”。他这种坐作并行,融禅于生活的禅风,正显示出东山法门独特之色,对后世禅门影响也非常深远。

道信的禅法,如《楞伽师资记》所云:“信禅师再敞禅门,字内流布,有菩萨戒法一本,及制入道安心方便,为有缘根熟者说,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即念佛心是佛,妄念是凡夫。”

在定居山林的同时,四祖道信还开始了佛教生活方式的变革。据《传法宝纪》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这里虽然强调“坐为根本”,但“作”更值得我们注意。作,就是劳作、生产。道信明确地要求门徒将劳作三五年、解决“得一口食塞饥疮”问题作为“闭门坐”的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这种禅修方式为其嫡传弟子弘忍所继承弘扬,被誉为“法妙人尊”,博得了“东山法门”的称号。弘忍大师7岁时就跟从四祖道信出家为僧,后来在蕲州黄梅双峰山东山寺主法。《楞伽师资记》引《楞伽人法志》说,五祖弘忍“自出家,处幽居寺,住度弘愍,怀抱真纯,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调心唯务浑仪,师独明其观照,四仪皆是道场,三业咸为佛事;盖静乱之无二,乃语默之恒一。”《传法宝纪》也说他:“昼则混迹驱给,夜便坐摄至晓,未尝懈倦,精至累年。”说明弘忍也一直从事劳作。道信寂后,弘忍领众修行,影响日广。如《楞伽师资记》中说:“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逾千计。”《传法宝纪》中亦说:“令望所归,裾履凑门,日增其倍,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自冬夏禅匠传化,莫之过。”聚集于弘忍门下的众多弟子同样以劳动来实现自养,两大弟子神秀与慧能均有劳动作务的经历。

弘忍受道信的指导和影响,也不重视读经,但他颖悟异常,“虽未视诸经纶,但闻皆心契”。而且对于道信“常以意道”的禅经验也多能“洞然自觉”。因此深受道信的器重,众望所归。在道信寂后,他便继承了道信的位置成了寺院的住持人。他在住持寺院时,全国有不少人前来向他参学,如《楞伽师资记》中说:“四方请益,九众师横,虚往实归,月逾千计。”《传法宝记》中亦说:“令望所归,裾履凑门,日增其倍,十余年间,道俗投学者,天下十八九。自冬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以上所述这些说明弘忍门下徒众日增,弘忍的禅法之影响巨大。

道信于南方游学时期,受了天台禅观以及般若的影响,因而以“楞伽禅”的传统,结合《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制立了“入道安心要方便门。”由此可以看出道信禅法的三大特色是:戒与禅合一,楞伽与般若合一,念佛与成佛合一。

吕澂先生在论及中国佛教诸宗派的演变时指出,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义学”衰落[5],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即中国佛学乃至佛教的发展与演变,是与一定的供养方式或经济模式直接相关的。四祖、五祖在黄梅开创的东山法门,改变了之前达摩、慧可等随缘而住、独来独往的头陀行传统,选择地方开创道场,退居山林农禅并重,在生存层面将对世俗社会的依赖性降低到尽可能低的限度;垦荒劳作,自食其力,建立了有利于禅法修行的稳固的根据地,使禅宗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方面获得了主动权。这种定居山林韬光养晦、农禅并重、自力更生的修行方式,既有助于避免僧团受到尘世的干扰,从而更加专心于修行,也有助于让僧团摆脱对外界的依附,从而免受挫折,因此也是中国禅宗的特色和生命力之所在。实践证明,这种深居山林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也适应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因而更有助于佛教的发展,后世禅僧很多都是先崛起山野、后出入庙堂的“栋梁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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