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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亚洲电影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平台

来源:http://www.muvitop.com 作者:文学资讯 人气:172 发布时间:2019-11-16
摘要:此外,亚洲各国间的电影技术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形式更加多样,其中包括制作公司员工跨国培训、电影国际工作坊以及政府资助海外留学等。在特效职业教育方面,韩国和泰国较为发

此外,亚洲各国间的电影技术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形式更加多样,其中包括制作公司员工跨国培训、电影国际工作坊以及政府资助海外留学等。在特效职业教育方面,韩国和泰国较为发达,相较于中国更加完善。

在业内人士看来,《何以为家》《小偷家族》等在中国市场的成功,走出了一条电影合作引进的新路子: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针对艺术电影核心人群亮相和造势,并形成口碑的初期发酵;国内发行商通过短视频、口碑点映等一系列线上线下推广营销,推动影片更大范围的用户触达,带动口碑进一步发酵,并最终推动影片排片率的上升。而这两部影片的成功,也让上海电影节的“溢出效应”产生更良性的示范效应。

亚洲国家电影在创作的诸多层面为中国提供了可兹参照的样本,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印度已取得成效的电影经验值得中国研究和借鉴。

此外,业界讲座与经验交流会也更加密集。2018年4月22日,《妖猫传》日方合作团队OMNIBUS JAPAN在北京举办特效分享会,揭秘后期制作过程,全场座无虚席。2019年6月6日Base FX公司将在东京开展一场“关于中国首部科幻巨制《流浪地球》的视觉特效担当”交流会,据了解日本业界非常关注,报名火热。

包括《何以为家》在内,越来越多的亚洲电影通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平台,逐渐获得在本国市场之外的成功。就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批亚洲电影也陆续亮相。它们,可能就是下一部《何以为家》。

除了“想象”机制驱动的艺术创作和产业发展外,亚洲电影无疑还具有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通过多种电影实践来“召唤”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亚洲。

除此之外,中国也在积极举办国际电影节,如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金砖国家电影节等,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电影及影人的交流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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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电影的“想象”机制还表现在,亚洲各国普遍在电影产业方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工业,凭借电影的全球化市场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消费。

据了解,除了引进好莱坞影片,我国每年还要引进40到50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片,目前这些影片以亚洲电影为主。市场是检验电影质量的试金石,从亚洲电影在中国的票房表现可以看出,中国观众对于亚洲电影的观影意愿和观影热情日益高涨。

5月,首部在中国内地上映的黎巴嫩电影《何以为家》成为“黑马”,收获超过3.5亿元的票房,也让中国观众的视线聚焦在了相对陌生的黎巴嫩电影上。

电影活动也是电影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国家不断开展以亚洲为中心和目的的电影活动,以促进亚洲电影的共同发展。东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是传统的亚洲三大A类国际电影,釜山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也逐步成为世界影人云集的电影活动,这些盛大的电影赛事和电影展映是凝聚和传播亚洲电影的重要活动,经年来对构建与世界对话的亚洲文化共同体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中国也在专门为亚洲电影的交流互鉴搭建平台,譬如今年在中国五座城市举行的亚洲电影展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倡导和践行亚洲电影文化传承与文明互鉴的责任与使命。这些电影活动无疑有助于亚洲在多极化世界里进行文化输出,亚洲的电影独立、开放,电影中的亚洲丰富、多元,亚洲的“意义”通过电影的“召唤”被人们所理解和阐释。

早在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日本东光德间株式会社,共同创作了第一部中日合拍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影片主演及编导、摄影、美术、录音、剪辑都由中日双方共同出任,这部影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共同编剧、共同导演、联合演出、联合摄制的第一部影片。1988年,中日合拍片《敦煌》在中日两国上映,该片改编自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日本长篇小说,并由日本演员出演,在当时反响强烈。2016年,改编自日本作家梦枕貘魔幻历史小说《沙门空海》的《妖猫传》在国内上映,取得了5.3亿元人民币票房的好成绩,之后在日本上映。该片借用中国故事,联袂日本演员,打造盛唐气象,无论从制作水准还是合作程度上都能够代表当下中日合拍片的发展水平。

促使亚洲观众增进了解、互通民心

历史地看,我们正处于恢弘的时间巨链中的一个环节,同时这个充斥着转型与巨变的环节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环节。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亚洲电影以其特殊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作用于亚洲社会。电影或许不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但一定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因为电影既能反映现实,也能介入现实,亚洲电影始终与亚洲的社会现实“共振”。一方面,亚洲电影是在地书写的“意义”生产者,阐释着区域性和异质性的亚洲;另一方面,亚洲电影也是打破壁垒的“话语”巴别塔,勾连着作为共同体的亚洲。亚洲电影正在以其独有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叙说着关于亚洲的可说和不可说的一切,电影的力量隐秘而又强大,正如安德森所说,“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

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是亚洲重要的电影节,为鼓励和挖掘有潜力的亚洲导演,电影节特设“新浪潮奖”。每年都会有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印度、泰国等亚洲国家的多部影片参赛,最终决出两部获奖作品给予资助。1988年,贾樟柯的第一部作品即获得第三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同时,他后续的创作在创投推介活动中也获得了拍摄资助。同样获得资助的还有杨德昌的《一一》、关锦鹏的《有时跳舞》。2005年,釜山国际电影节首次创办亚洲电影学院。迄今,中国台湾的侯孝贤、韩国的林权泽、伊朗的阿巴斯、波兰的扎努西以及中国大陆的贾樟柯、王小帅等先后出任亚洲电影学院院长。如今,发现和培养亚洲电影人才,已被电影界认为是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最大优势和特色。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还策划了“SIFF AISA”这个框架性活动。“SIFF AISA”是在亚洲新人奖的基础上,特别提炼出来的叫法,囊括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所有亚洲主题的活动内容,展现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立足亚洲”的视野与关注。在这个活动下,设有发掘和鼓励亚洲青年电影人创作发展的亚洲新人奖、通过影片呈现梳理亚洲电影史的亚洲电影展映、促进亚洲电影产业互动的亚洲创投合拍项目、加强亚洲影人交流互动的亚洲电影沙龙以及亚洲站直通车。

亚洲电影的“想象”机制根本在于各国导演在创作中对于亚洲的艺术想象,通过虚构和想象,亚洲各国诞生了在艺术形式和内容上兼具独特性和普遍性的亚洲电影。

电影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依赖于市场流通的特点。在过去十年中,登陆中国院线的海外影片类型更加丰富、艺术表达更加多元。尤其近几年,人们提及外国影片,不再局限于好莱坞,越来越多亚洲电影与中国观众见面,繁荣了我国院线市场。

摘要:立足亚洲,溢出效应凸显。

近年来,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黎巴嫩、泰国等亚洲国家电影的产量、质量和影响力在逐步提升。其中,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态势有目共睹,从电影资本、电影创作、电影发行到电影放映的产业链各环节都在逐步完善,出现了《红海行动》《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等标志性电影作品。同时,其他亚洲国家的电影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仅从国内上映的情况看,包括《摔跤吧,爸爸》《天才枪手》《小偷家族》《摄影机不要停》《雪国列车》《釜山行》《一次别离》《何以为家》在内的亚洲电影在票房或口碑上取得了可喜成绩。可见,亚洲电影是具有多重价值和强大功能的文化生产力,亚洲国家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同步发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想象”和“召唤”。作为共同体的亚洲电影推动着世界电影的发展,在艺术创作和电影产业方面进行文化想象,并形成社会热议的公共议题而介入社会;同时,亚洲电影还通过跨国的深度合作和国际性的电影活动进行文化生产,召唤散布于不同地理疆域的受众,获得来自于亚洲不同民族的认同。

国际电影节展在电影的海外传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等平台,一直以来都是展示优秀亚洲电影、发掘与培养亚洲电影人才的重要阵地。

事实上,以《小鞋子》《樱桃的味道》《一次离别》等为代表的伊朗电影,在中国收获了不少的影迷拥趸,因为这些影片抓住了中国观众的情感脉搏。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的对话交流,也促进了中伊合拍片的进展。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苗晓天透露,中国和伊朗的合拍电影协议已进入最后的文本协商阶段,预计今年内可以签署。中国导演江海洋表示现实题材可能是当下最合适的切入口,“伊朗人民的生活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既新鲜,又情感相通,这给现实题材的合拍片提供了观众基础”。

事实上,亚洲电影在保持各自独立形态的同时,亚洲各国持续通过跨国合作致力于建构亚洲电影共同体。在全球化时代,各种强大的整合力量勾连着全世界各行业,电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由于投资、评奖、交易、传播等电影产业链各环节的跨国合作,世界电影较之以往越来越具有互融性和互渗性,亚洲电影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体现了亚洲电影的国际传播力。通过合拍电影,亚洲各国在电影资本、电影人才和电影市场上进行广泛的深度合作,从中日合拍片《追捕》《你好,之华》、中韩合拍片《好雨时节》《重返二十岁》、中印合拍片《大唐玄奘》《功夫瑜伽》、中哈合拍片《音乐家》、中泰合拍片《定制爱情》《食人狂魔》、日韩合拍片《风之颜色》《空气人偶》等大量合拍片的出现可以看出,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试图打破地理疆域的藩篱的努力。在这些电影作品中,亚洲电影从不同角度进行跨国合作,优秀的剧本、导演、演员和类型电影的成功经验被相互分享和借鉴,促进亚洲各国的文化融合。

电影故事的产生与环境和文化密不可分,影片在剧本阶段完成基础设定,“一本多拍”能够让故事在不同国家落地,结合本土文化,依据共同经验,讲述本国故事。

这部影片的成功,得益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溢出效应”。就在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何以为家》在“一带一路”电影周进行了戛纳电影节后的首次放映,影片导演娜丁·拉巴基和小演员赞恩·阿尔·拉菲亚也来到上海和影迷交流。今年4月,影片在中国上映前夕,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学堂”再次邀请娜丁·拉巴基作客上海,为影片映前预热造势。

亚洲电影是一个涵盖电影艺术、电影产业、国际传播和人文地理的综合性电影范畴。正是由于其丰富内涵,亚洲电影突破了地理疆域和电影行业限制,在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将小说和报纸视作建构“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想象方式和技术手段,“想象”机制的关键在于通过某种方式的想象建立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作为艺术的小说和作为媒介的报纸便是这样的方式和手段。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伴随技术进步发展应运而生的电影,正和小说、报纸一道承担着“想象”某种共同体的功能。事实上,亚洲电影正是因为虚构和想象而具有强大的“召唤”力量,通过既具本源性又具差异性的“电影叙述”弥合亚洲地理和电影行业的界限,建构出一个亚洲电影共同体。

政府的政策支持,有助于电影合拍产业的良性发展。近几年,中国与印度、哈萨克斯坦、伊朗也拓宽了电影合作。2016年中印两国共同推出考证历史、跨越地域、传播文明的影片《大唐玄奘》,时任印度总统普拉纳布·幕克吉称赞该影片为中印文化交流添上了重要一笔。2017年,中印合拍喜剧片《功夫瑜伽》在春节档上映,一举拿下了17.53亿元票房,得到了评论界一致好评。2019年5月17日,讲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故事的电影《音乐家》在中国上映,该片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首部合拍片,由中哈双方共同制作、历时四年完成,是中哈友谊的见证,更是中哈文化的共同传承。

这两部电影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产生的良好口碑和市场反响,也让国内的电影发行商看到了机会。在中国引进公映后,《小偷家族》票房近亿元,上影节帮助引进的《何以为家》逾3.5亿元。作为低成本拍摄制作的文艺片,取得这样的成绩,也足见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影响力。

近年来,中国在科幻片、喜剧片、动画片、动作片等类型片有了成功的尝试,电影产业链逐步完善,港澳和海峡两岸的电影展现了文化趋同的态势。日本电影在《小偷家族》取得国际声誉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在动画片、爱情片等领域的传统优势,甚至在伪纪录片方面取得了成功,《昼颜》《你的名字》《银魂2》《哆啦A梦》《摄影机不要停》等影片都是近年被中国观众追捧的佳作。韩国的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并驾齐驱,《燃烧》《釜山行》《国际市场》的成功便是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刚刚获得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寄生虫》体现了韩国电影的独特之处,即在类型片的成功基础之上进行艺术探索,这对将艺术和商业进行二元对立的电影观念是一种颠覆。印度宝莱坞电影已形成可与好莱坞竞争的电影工业,《三傻大闹宝莱坞》《摔跤吧,爸爸》《巴霍巴利王》《神秘巨星》《嗝嗝老师》《调音师》《一个母亲的复仇》等影片在市场上获得了成功,源于宝莱坞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也不断吸收西方电影的成功经验,极具辨识度的印度电影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中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平衡。泰国电影在艺术和商业上均引起国际影坛的关注,阿彼察邦成为具有国际声誉的泰国电影作者,《初恋这件小事》《冬荫功》《天才枪手》让人们看到泰国在商业电影方面的潜力。新加坡电影的鲜明特点是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爸妈不在家》《小孩不笨》通过教育和家庭问题剖析新加坡社会。西亚国家伊朗和土耳其以艺术电影见长,继雷伊、阿巴斯之后,《小鞋子》《一次别离》《推销员》《云端之上》证明了伊朗艺术电影的延续性和开放性,土耳其导演锡兰的影像风格享誉世界,新作《野梨树》依然坚持他的电影美学;同样位于西亚的黎巴嫩电影则打破了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之间的封锁线,刚刚上映的《何以为家》深深地刺痛了全世界,一个少年的诉讼案吸引国际社会关注黎巴嫩尖锐的社会问题。上述亚洲国家的电影产业规模大小不一,电影发展状况各具特点,在全球化商业大潮下保持着民族特色,亚洲电影借助出色的艺术本体与商业力量向世界各国进行文化输出,召唤具有地理、种族、文化、阶级、年龄、性别差异的大众,这无疑是强而有力的文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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