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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不能向我约稿,但命运让

来源:http://www.muvitop.com 作者:文学文章 人气:183 发布时间:2019-11-24
摘要:那座大楼坐落在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斜对面是张园。小时候,我听大人说那是天津日报社。大楼门廊外台阶上有两根圆形石柱,足要两人合抱,这便显现了它的敦厚的气势。 那时候,

那座大楼坐落在鞍山道与山西路交口,斜对面是张园。小时候,我听大人说那是天津日报社。大楼门廊外台阶上有两根圆形石柱,足要两人合抱,这便显现了它的敦厚的气势。

那时候,我和天津文学杂志社的张少敏很熟悉,来往较多。和《天津日报》尚未有过交道。有一天,是个春天的下午,张少敏带来两位女同志,来到一招找到我。我和这两位女同志,都是第一次见面,一位年长些,一位年轻些。张少敏介绍,这两位是《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同志。一听是《天津日报》文艺部的,我立刻肃然起敬。因为我知道,《天津日报》文艺部,是孙犁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历经风雨,成为天津解放之后文学创作的重镇,培养、团结了一批作家,可以说,其作用与地位,领全国报纸文艺副刊之先。我听北京的作家从维熙、刘绍棠、房树民几位都说过,他们的文学创作起步,得益于《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由于对孙犁先生的尊敬,爱屋及乌,对《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一直抱有感情,只是始终不敢给他们投稿。

曙光──清亮温暖的铮铮君子。多年来得到他帮助,在他退休之际,由衷地道一声:“谢谢!” 2018年元月10日

多年后,我在工厂做技术员时练习写短小说,不时给《天津日报》文艺部投稿,那时已经从“尽朝晖”恢复为“文艺周刊”。我自然几次收到退稿通知,一页《天津日报》公用笺印着审稿意见,落款是手写的“文艺”二字。我清楚记得1984年3月1日,“文艺周刊”发表了我的《美的感召》,这篇小说继而被天津市作家协会评为1984年度文学佳作奖。我至今记得在天津科技大厦从冯牧同志手里接过获奖证书,小作者内心充满大激动。

那一次,我从天津回到北京,写了一篇散文《海》。那时,还都是手写的稿子,我寄了一封挂号信,给那位年长的女同志,寄出之后好久,心里一直都有些忐忑,因为我不知道写得是否合乎要求。文章很快就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还是个头条,并配了一幅很好看的题图。

大约是1985年的春天,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年轻,自报家门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辑。打电话是想跟我建立联系并约稿。过后,我们在一次文学活动中相遇,我跟他说,我好像是上了贵报黑名单的,你是奉命向我组稿,还是纯属个人意向?他说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不能向我约稿,我是天津作家,《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需要天津作家的全力支持,约不到我的稿子,是他这个副刊编辑失职。不管这个电话和交谈背后,还有没有其他故事,他的盛意不能拂,便决定给他写篇稿子试试,并叮嘱他,稿子可以给你,用不用没关系,反正你不用还有别的地方用,有个分寸要你自己把握,不要因为发表我的作品,影响你在报社的生存环境和前程。

一天近午时分,有两位男子来到办公室说找肖克凡。我立即起身应声,得知来者是《天津日报》文艺部的编辑,随即受宠若惊着手沏茶,年纪稍长者说只是来看看“文艺周刊”的作者。我愈发受到感动,竟然不知所措,从而牢牢记住他们的名字,年纪稍长者是郑玉河先生,与我年龄相仿的是宋曙光老师。

上个世纪80年代初,粉碎“四人帮”不久,百废待兴,文学活动很多。那时候,我曾经在天津第一招待所住过一段时间,北京的作家浩然和内蒙古的作家冯苓植,也正住在那里。偌大的一座楼,似乎只住着我们三个人,非常安静。那是一座花园洋楼,木地板,木楼梯,很漂亮,很有年代感,既能看得出天津的旧时风情,又能看得到天津新时代按捺不住的风起云涌,无形中衔接着两个时代的交替。

稿子寄出去后很快就见报了,由此我跟《天津日报》恢复了联系。这个联系是单线的,在我的发稿记录中,宋曙光就是《天津日报》,《天津日报》就是宋曙光。只要他来信或来电话,我一般都不拖延,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种长期相互信任,却又清淡自然的朋友关系。偶尔见面,从不叙友情、讲亲近,却相互都能拿出真性情,无须客套,直接坦诚相见。正如西圣所言,从某种不信任和对抗中产生稳固的友情是正常的。在这个是是非非的文坛上,三十多年来我们曾多次见面,也说过许多话,从他嘴里没有传过一句闲言碎语。他总是通透平实,端方自重,有谦谦君子之风。

走进基层采风,我写了《杨柳青青柳色新》,评论天津广播剧成绩,我写了《龙肝豹胎·玉精神》,介绍文化动态我写了《张艺谋的作业》,反映天津危改工程,我写了报告文学《安得广厦千万间》。总之,无论是当年的文艺部,还是后来的文化专副刊中心,我跟很多编辑老师成了朋友,我非常珍惜这份友谊。

他说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不能向我约稿,但命运让我和《天津日报》这张报纸。可惜,经这位年长女同志的手,我在《天津日报》副刊上,只发表了这一篇东西。后来,我曾经打听她,听说她已经退休了。她的身材瘦瘦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很惭愧,记不清她的名字,但我一直怀念她,是她让我和《天津日报》这份有影响的报纸有了不解之缘。

还处于创作第一线的小说家姚宗瑛,曾给我发过两封长的邮件,讲述宋曙光对他的帮助。许多年前,他完成了长篇小说《跤坛风流》,先给宋曙光看,曙光读后觉得不错,带着他进京找到作家出版社。后经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如响鼓重锤般提升了姚宗瑛小说创作的境界和局面。此后,姚宗瑛沉潜数年,完成了50多万字的呕心沥血之作《天时》,因思想锋利、题材敏感,几家出版社都认为是好小说,却一时又都不敢出版。经宋曙光建议,作者将《天时》压缩后在《天津日报》上连载,反响强烈,不仅没有惹出麻烦,反而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出版社又来抢这部书稿。

这里确实是天津日报社,然而附近居民却将此处叫作“大罗天”。我当时不知典出何处,后来阅读地方史志,得知“大罗天”是旧日租界的游乐园。《天津日报》是在游乐园旧址上建起的大楼。这个残存的地名消逝于上世纪60年代末,人们终于改嘴叫这里“天津日报”了。

摄影 苑思思

这要唠叨几句旧话。1979年7月,我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不久,《天津日报》突然连续发表整版的长文批判这篇小说,第一轮轰炸用了十几块版,从而挑起文艺界的“派性”,并一直延续了许多年,直到1984年天津召开“文代会”,强调“不得以乔厂长划线”,我成了派性的牺牲品,人却在派性之外。我在地处郊外的工厂里经历了八九年的“监督劳动”后,落实政策当上车间副主任,日子已经好过多了。文艺界无论批判我和同情我的人,我一概不认识,只在心里窝着一点火,报纸上每发表一篇批判我的文章,当夜我必拉出一个短篇小说的初稿,到歇班的日子再誊清寄出。你批你的,我写我的,幸好“文革”表面上已结束,那些批判文章无法将我一棍子打死,但报纸上不发表任何支持“乔厂长”或跟我有关的文章。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宋曙光的电话,这种“封杀”才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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