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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类分子在中国长达35年,没有军队支持毛主

来源:http://www.muvitop.com 作者:文学天地 人气:141 发布时间:2019-10-06
摘要: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每个人并不能都利用好时间,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怎样去有效的利用时间让生命的价值更有意义。有时也不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文革十年谁能自主

  时间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每个人并不能都利用好时间,不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怎样去有效的利用时间让生命的价值更有意义。有时也不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文革十年谁能自主?
  现在,有很多人竟然对文革十年持肯定态度,高层甚至不允许否定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包括文革十年,真是咄咄怪事啊!
  党中央在关于历史的决议里面已经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对史无前例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给予充分否定,定义为“十年浩劫”;叶剑英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披露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数:1、规模性武斗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万干部被批斗,302,700多名干部被非法关押,115,500多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农村有5,200,000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农及家属非正常死亡;5、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557,000多人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的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七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
  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巴金曾经提出要建立十年浩劫纪念馆。
  南方一个城市建立的一座坚持二十余年的小型“文革”纪念馆最近又被悄悄地取缔……
  这是党和政府与名人对十年浩劫的态度和变化。
  我作为浩劫的普普通通的受害者,下面谈谈十年经历。
  我出生在1950年,1966年6月文革开始,刚刚读完初中二年,这场风暴把我们求学的梦打碎了,停工、停产、停学闹革命,批斗走资派、地富反坏右,造反派红卫兵随便抓人打人,真是天上乌云滚滚,地上批斗不断掀高潮,人间悲剧开始上演了。
  这一年,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不满16岁的我随着父母还有哥哥姐姐从县城被下放到农村,到了最贫困的生产队安家落户,那种心理上的伤痛不堪回首。
  现在,虽然已经过去50年了,但我在这十年中所经历的仍历历在目。
  时间是在1966年公立11月初的某一天,我们六口之家(不包括两个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坐在马车上颠簸在从县城去往农村的几十里的土路上,马车要走两个小时。虽然没记住准确日期,但农历应是十月初十前,因为是下午去车装好东西已是三点左右。走着走着,天黑下来了,一会儿月亮出来挂在天边。这已是初冬了,虽然天气不算太寒冷,可我的心已被这微风吹得有点胆寒。还没成熟的我不懂得这是为什么,只是害怕又不敢和父母说,因为他们内心更痛苦。想着想着马车已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
  一进屯里,看见只有30几户人家,都是破旧矮小的房子。让我们住的是屯子东头的30多平米的三条檩子的小黑屋子,四壁是黑土抹的。往远望去是一片无边的黑土地,荒凉至极,偶尔能听见一两声狗叫,看到这一切真的很恐惧,无法形容。
  但我似乎懵懵懂懂地感觉到,从这时开始命运已由不得你自己主宰了。
  那一夜似睡非睡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像是在天边游荡,无家可归。
  心中的不快和暗淡被第二天雄鸡叫醒,天还没亮,但是已经睡不着了。
  半天加一夜之间,我们生活的环境大变,来到这个陌生、贫困、空旷的地方,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里,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着想着天渐渐亮了,鸡鸣狗叫,有人在外面说话,出门看看,是各家干活的人陆续到场院开始劳动。这天的阳光虽然明亮,但并没能驱散我心中的乌云。因为从这时候起,我就成了不是在学校课堂上求知的少年、学生,而要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干庄稼活的社员了。
  我对农活一无所知,要去劳动,既没有体力又无技能。设想一下如果让你去做不该做的事情内心是多么的痛,我只能默默地向苍天大地去倾诉,别无选择。
  我们人人都知道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可对于一个十几岁的正在求知欲望很强的少年,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那种心情至今回忆起都如同在噩梦之中。
  记得是第一次劳动是农历五月初,在小苗(谷子)长约不到20公分的田地里拔草。当时根本分不清苗和草,它们长的很相似,在老农的指导下总算是认清它们的本来面目了。可是这是第一次劳动,要技能和速度那可是倒数第一呀!慢慢地,就被其他社员远远的落在后面了。一条垄到头,别人歇着有说有笑,自己却在后面不抬头地往前干。人家都是屯内老人,有的还是亲属关系,都能互相帮助,而我又是地主出身新来的没人敢靠近你怕界限不清怕混“线”,那个时期讲阶级斗争路线。当时我的心像着火一样,着急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他们。抬眼望去,看到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心中暗想,我都不如鸟啊,啥时候能像你一样不受外界压力,天高任我飞呀。我这是在做梦,白日做梦。不能再多想了,否则被人落的更远了。别人休息我在劳动;别人说笑我在流汗,我默默鼓励自己,我必须要坚强,一定要撵上他们,落后是暂时的。虽然是这样想,但真正做到是艰难的,让时间来考验把!
  劳动多么累不可怕,慢慢锻炼成长总有一天赶上或超过他们社员们。但还有更可怕的事情叫我无法逃避,就是每当公社宣传队来都要开批斗会,60岁的老父亲要被叫到生产队的队房子去接受批斗,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人格受辱,这无法接受的事实让你的心灵受到重创。不可回首的这件事在心中深深留下烙印,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是无药可医的。
  因为家庭是地主,因此挨欺负的事也有。
  在劳动中,我与一个名字叫玉琴的女孩合得来,干活时经常在一起。有一次是夏初给玉米苗追肥,我在前面刨坑,她在后边往坑里撒化肥再用脚埋土,渐渐地她拉后着急了,加快速度就把质量忽视了。生产队长检查发现有的坑化肥粉还露在外面后,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我们俩,说是不是地主富农搞破坏啊!是不是怕玉米长得好哇?我脾气也刚烈,一听这话就火气上来了,谁搞破坏了?你这是污蔑!队长理屈词穷,但还是嚷嚷,就是破坏,就是破坏。
  虽然玉琴家成分也是富农,而且是屯子里的老户,这个队长就是欺负我这个地主成分的外来户。
  最后虽然这件事不了了之,但心里还是气啊。
  晚上,我睡不着觉。我家之所以成为地主,是靠父母亲和更老一辈用心血汗水挣来的,不是偷来的抢来的,是光明正大的财富。现在,怎么成了被人家污蔑的理由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候,我们俩才16、7岁。
  在我刚刚参加劳动的第二年,1968年的大年初三,我和姐姐就扛着搂柴的小耙出去拾柴禾。那天不太冷,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有些暖意,大地里的秸秆叶子也很少了,那时家家吃的烧的都不足。
  无奈的我俩不情愿走出家门在大地里转。
  那天我在庄稼地里猛地一下看到一小穗玉米棒,呆呆地心里产生一个幼稚可笑的幻想。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从未对任何人讲过,因为穷太困难了,穷极生“疯”,疯想幻想的念头时而出现,当我看到那玉米棒时想,你要是能变成聚宝盆里的玉米棒多好啊,取出一颗又生一颗,取不完用不尽,一家六口就不会吃不饱了。现在想,这是多么荒唐的幻想多么低的要求啊,想拾到一块宝贝能改变现状真是天方夜谭,现在回想起多么可笑,可那时的我就这么想过。
  到了1969年,我已在农村干了三年活了,年仅19岁就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学会了很多农活,从种、铲、割都会。虽然长的个子不高,力气没那么大,但不像当初被远远的落在后面了,有的时候还能干在前面落下一些人,甚至还能帮助一些人,这就是进步。
  劳动不但锻炼了我的体能更锻炼了我的意志,不怕风吹浪打,困难踩在脚下。
  还有很多次在劳动过程中的种种联想,真实的我在一次拾柴给我留下更深的记忆,虽然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劳动了,但我会经常回忆起。那时十月份庄稼已收割完,地里的秸秆都已分到各家,剩余的就随便拾。那天有风也有点冷,我拾好一大捆用绳子捆好,坐在地上,把捆柴禾的绳子套在双肩上背上,但起不来,怎么办?坐在离割剩下的玉米茬子很近处,手搬着茬子用力才能站起来。如有两人还好,一手拉起来就走了。自己一个人走累了还不能坐下来休息,只好弯着腰驮着这大捆柴站着歇一会,一走一身汗,迎面吹来的风让你身上出的热汗一下变凉,心也凉透,那个滋味好难形容啊。
  现在人们形容生活困苦说过这牛马不如的生活,我当时真的体验到当牛马的辛劳了。那时候,吃的米面都得自己家到磨坊磨,很多时候是没有牛或毛驴拉磨或碾子,只有靠人来拉磨拉碾子。我曾经在寒冷的冬天抢过碾杆自己推碾拉磨,转着转着就头晕了,但还得转,那心情那滋味是真是难忘啊。虽然次数不多,但我都经历过,苦和累没有让我退怯,因为我知道要生存就得拼。
  那时候,房前屋后有点空地,我还起早贪晚地帮助老父亲在空地上种了些蔬菜和烟草,但有两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公社干部和大队小队干部不让栽种,硬是把已经长得半尺高的菜苗烟苗给拔下来扔了。看到那用心血汗水的劳动成果被活活地糟蹋了,真是心里在流血。
  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疯狂的年月也有,这时候就有点小小的收成了,能够对家里的饮食有些许改善。
  那时候,每年在生产队从春天干到年底,一年三百六十天几乎没有几天歇息,也挣不了几个钱,只是能把口粮领回来。要想买点油盐酱醋茶,就得把房前屋后土地上的蔬菜如豆角茄子和烟草拿一部分到县城的市场上去卖,剩几个钱买些日用品。
  有一次,我背着几斤豆角和两捆黄烟搭上去县城的马车去市场,先把豆角很痛快地卖出去了,黄烟不好卖,而且有市场管理员经常来没收,我就把另一包黄烟放到一个地方藏起来。等把这包黄烟卖了去取藏起来的黄烟时,却发现黄烟已经被人拿走,当时我那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我心里想,为了卖自己家辛辛苦苦生产的烟草还要东躲西藏,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道理啊?
  还是恨自己没有用。
  当我回家把丢烟的事情与父母说时,老人并没有责备,只是说下次加小心就是了。
  有时候卖点鸡蛋也是东躲西藏的。一个鸡蛋只能卖7、8分钱,一斤鸡蛋卖6角多钱。我劝年迈的老人自己留着吃,但老人执意不肯。
  那年代吃的鸡蛋都是奢侈品啊。
  尽管在那个年代,有些人像发疯了似的按照上面要求搞阶级斗争,但还是有善良群众对所谓的地主富农并没有仇恨,而是偷偷地在我们家困难时施以援手,尽管是事儿很小,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有一次,父亲被大队叫到队部去批斗,老人在批斗后因为身体实在太衰弱了,就晕倒在地上了。这时一位姓萧的青年人毅然地不顾被摊上阶级混线的嫌疑把我父亲揹上就走,一直送到我家。
  有一次,我母亲病重,一位邻居的大婶偷偷地把一碗用开水冲好的鸡蛋水给我妈妈端来。
  ……
  1972年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有些缓和了,老父亲说,无论到任何年代,要想生存都得需要有文化的人啊,鼓励我利用空闲得学习点知识了。我在原先只是有空就读读从县城带来的几本长篇小说,什么《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等,都是那时候读的。听到老人的嘱咐后,我感觉到真应该学点东西了,就把家中的老字典拿出来看,没事就翻来覆去的看。后来,听在吉林大学教学的二哥说,现在不少学校缺教外语的老师。我虽然当时并没有想到我将来能当上老师,但认为学点知识总是对的。家里有一台收音机,那时候广播电台有教英语节目,听听我就迷上了。没想到,这为我以后能够成为英语老师奠定了基础。
  时光太快了,一晃我在农村已经度过了十年。
  这十年我付出很多也有收获,十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可在人生中却很漫长,人生能有多少个十年?回想起那过去的十年光阴,是雾霾的十年,是中国史上悲哀的十年,很多人在这次运动中受打击受迫害,有的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历史不会重演。但相对的说,我在那十年里,也得到了锤炼,我的意志我的毅力都承受住了挑战,我收获了很多,起码如果我到农村能够生存,我能种地能收割;今天我能够每月领着能够让我有温饱生活水平的工资,这也是当年忙中偷闲学习英语的结晶。
  现在,我在那十年过后走上了人生的幸福大道,我以前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那些酸甜苦辣咸五味齐全的十年铺垫,是我人生的一个不可忘怀的回忆。   

芙蓉镇之文革来了

中国文革时的特殊贱民"四类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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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划为“四类分子”就是敌我矛盾,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 全国划为“四类分子”有2000多万,这是一个数以千万计的庞大社会群体(包括实际受影响的人口);对于当今中国大多数的年轻一代来说,并不清楚“四类分子”是何物。所谓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 从1978 年 12 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到1984年摘帽,四类分子在中国长达35年!

(电影芙蓉镇截图,文革中公审右派分子秦书田和反动新富农胡玉音。罪名是两个人偷情女方怀孕,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秦书田有期徒刑十年,胡玉音因怀孕监外执行,安排在当地,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这群人不仅自己遭罪,还殃及子女,他们在人前低人一等,失去政治生命……

毛主席为了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阻止农村为了克服粮食危机自下而上开展的“三自一包”,发动四清运动整党。但被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利用,大肆培植私人势力,甚至在军队培养贺龙、罗瑞卿等代理人,威胁了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再加上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毛主席的威信在党内降低了。刘主席成了党内另一个核心,要与毛主席分庭抗礼了。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1月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否定了“后十条”,出台了中央新的四清运动指导文件----“二十三条”。

一划分:

毛主席制定的“二十三条”,实际上给前一阶段受到四清运动迫害的基层干部一条出路。只要坦白就从宽,贪污腐败的实物现金要上交退赔。已经交代问题退赔的干部,要给出路保留党籍。对于一般群众的贪污偷窃行为要教育为主,不要上纲上线。要抓革命的同时促生产,不能荒废农业生产等等。“二十三条”最重要的新政策是:四清运动是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也就是说,毛主席已经赦免了农村基层干部,把枪口对准了县城里省里甚至中央的那些大官。而这些人里很多都是刘少奇的羽翼跟班,很多人都是刘少奇派系的白区党,毛主认为他们已经不听话了。四清运动进展到这一步,已经进行不下去了。因为毛主席已经和刘少奇摊牌了,各种会议两个人开始吵嘴架。刘少奇带领的党内高级干部根本不可能执行“二十三条”,不可能自己整治自己,四清运动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僵局。而此时的毛泽东,也不再关心四清运动了,他已经不再相信党内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党内斗争已经不能全面解决刘少奇,于是主席决定开始文革,用人民群众造反派,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刘少奇为核心的官僚阶级。

1、划分地主分子的政策标准:指“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

枪杆子里出政权,没有军队支持毛主席是不能发动文革的。鉴于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以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和罗瑞卿与刘少奇、彭真邓小平走的很近,毛主席觉得军队已经失控,这时候主席又想到了林彪。利用林彪的老班底,先打倒了罗瑞卿,而后在“二月逆流”之后又打倒了贺龙。有军队的支持,毛主席没有了后顾之忧。下一步就是革命小将出马了。

2、划分富农分子的政策标准:“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良的生产工具及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

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是严格在党的上级组织的领导下,依靠农村群众进行的,整体上并没有失去党的控制。而文革刚开始利用的是城市里的大中学生,成立了自治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根据毛主席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通知,甩开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自发开展运动的。文革刚开始的红卫兵组织,都是中央领导人的孩子冲在前头,充当红卫兵头目,在大学中学校园里批斗自己学校的校长教授老师。在学生眼里走资派就是这些人,并没有想到毛主席想让他们冲出校园,去社会上批斗当权派;红二代出身的红卫兵也没有想到走资派不但包括县长、县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也包括自己的父亲母亲,中央部委领导、国务院的领导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天下大乱以后,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了自己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明确指示红卫兵小将们去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从这以后,红二代的好日子到头了,自己的父亲母亲也被打倒了隔离审查了。其他派系的红卫兵组织开始批斗红二代了。这时候的干部子弟第一次感受到了被欺骗被抛弃的滋味。为了生存,或者是真的被毛主席洗了脑,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父亲母亲,他们开始写划清界限的交代材料,向中央文革小组揭发自己父亲母亲的反革命行为。很多红二代甚至开始揭发父母的私生活了,比如刘少奇女儿就揭发自己父亲有淫乱行为,生活作风不检点。

3、划分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标准:将反革命分子分为十一类:⑴特务间谍;⑵反动党团骨干分子;⑶反动会道门头子;⑷恶霸;⑸土匪;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⑺托匪分子;⑻汉奸;⑼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⑽敌对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⑾其他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现行反革命又有专指:是以反革命为目的正在进行或图谋进行涂写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进行反革命的宣传鼓动、窃取机密、杀人、放火、投毒、暗害、爆炸、组织反革命小集团、严重破坏民族团结、组织逃跑、投敌叛变和暴动等活动的分子。

文革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全体党内中高级干部的政治清洗和迫害。以前的政治运动,都是这帮党内的老革命老干部整别人。土改的时候,党领导贫下中农声称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富农;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党领导我们揪出了藏在人民中间的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1951年三反运动虽然说是向党内腐败开刀,其实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保送过关没有受到处罚,被开除公职甚至法办的,绝大多数是旧政权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他们在新中国的基层被留用,但党并不信任他们;1952年的五反运动,党针对的是民族资本家;1956年开始的三大改造针对的是资产阶级;1957年反右针对的是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1959年批判彭德怀党内反右倾,但涉及面很窄;1964年四清运动整治了基层村干部,但是党内中高级干部高枕无忧。文革这一次,算是彻底的一次报复清算。历史上整人的党员领导干部们,这一次轮到他们品尝挨斗的滋味了。文革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党内中高级干部,但地富反坏右并没有翻身,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历史上被批斗过的各种人,继续在文革中吃了挂捞。

在这里,不仅有历史上反共的宿敌、有敌对行为的现行犯,还有了以文获罪的思想反革命。

该交代一下李国香的命运了。四清运动后李国香当上了县委常委。文革一来,她作为四清运动紧跟刘少奇的当权派,受到了来芙蓉镇串联的红卫兵革命小将们的批斗。挂着破鞋游街示众,李国香被安排在反动右派秦书田的环卫小组,被监督劳动改造,与胡玉音这样的新富农一起扫街擦地清理厕所搞卫生。镇里的造反派头目自然是那个懒汉王秋赦,历次运动都少不了他,人家是贫农人家是穷苦人啊!王秋赦代表芙蓉镇参加贫下中农参观团去了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新指示,他回到了芙蓉镇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这时候李国香又回来了,平反当了县革委会副主任,摇身一变成了文革的平反干部。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邓小平还在文革中三起三落呢。毛主席开始为了打倒刘少奇派,严重扩大化了斗争范围。除了白区党刘少奇61人叛徒集团,有些红区党有些毛主席的跟班,也因为群众化的运动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了。所有的党的机关团体事业单位企业学校,党委都被打倒,领导都换上了造反派群众组织。不同派系的造反派为了各单位的领导权开展了武斗,文革已经失控。这时候毛主席派军队恢复秩序了,红卫兵靠边站上山下乡都轰到农村,各单位成立革委会,军队代表、造反派代表、老干部代表三结合形成新的领导班子。毛主席也知道造反派搞业务是不行的,军代表只是武装保证秩序也不懂管理,各行业各单位还是需要专业人士来办事,所以分批解放了一些紧跟毛主席,与刘少奇资本主义道路划清界限的老干部。李国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从新提拔使用的。毛主席的英明之处就体现在历次斗争都留有余地上,挑起甲派斗争乙派,但绝对会留一点火种给乙派,一旦形势需要压制甲派的嚣张势力,就可以玩弄平反这一招,依靠乙派反击,一来二去主席都是判官永立不败之地。

4、划分坏分子的政策标准:坏分子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开始的说法是“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是坏分子,所谓其他坏分子是指除反革命分子以外的坏分子。”“其他坏分子”则包括: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品质极端恶劣的蜕化变质的分子。后来逐渐将反革命分子分离出去,坏分子就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中的盗窃犯、抢劫犯、杀人犯、放火犯、奸犯、诈骗犯、贪污犯、以及严重破坏公共秩序和生产秩序的流氓阿飞等等。此外,社会上还有些经常做坏事的人,虽然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已经接近犯罪的边缘,人民群众公认他是坏人的人也是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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