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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夏族民共和国第二部严厉意义上的歌德商讨专

来源:http://www.muvitop.com 作者:文学天地 人气:73 发布时间:2020-02-27
摘要:《现代市民史诗》 谷裕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3月版,28.00元 一是经典得到译介,全集必须推出。应该说,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歌德译介还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经典著作如《浮

  《现代市民史诗》 谷裕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3月版,28.00元

一是经典得到译介,全集必须推出。应该说,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歌德译介还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其经典著作如《浮士德》、《威廉·麦斯特》、《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均有多种译本,《诗与真》、《亲和力》、《列那狐》、《铁手骑士葛兹》等也均译介成汉语。但另一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作品没有译介过来,更不用说对研究歌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书信、日记等等了。汉语学界应当考虑集结力量,译介《歌德全集》。

  我们认为,《现代市民史诗》是一部延续优秀的治学传统的拓荒之作。作者不但需要具有大量的原著和文献知识,对时代和社会文化思潮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了解、把握,而且还要有缜密的思考能力、敏锐的问题意识、不懈的探索勇气和诚恳的治学精神,才能够为读者捧出如此明珠。这些工作是以作者多年的潜心钻研为前提的,这在现今浮躁的学界是十分可贵的学术品质。该书每一章列有丰富的参考文献,新旧文献兼备,书后附有人名书名中德对照表,方便了常为学术著作中人名书名欠缺对照苦恼的读者。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作者的细心和专业精神。虽是学术专著,但作者的文笔细腻而不琐碎,读来很舒服,这也是很难得的。

四是跟踪学术前沿,立足本土意识。中国的“外国学研究”是一个相对而言较特殊的研究领域,这就决定了它必须是有着强烈的本土意识的。冯至谓:“我们搞外国文学,并非为研究而研究,也不是为外国人研究,而是从中国的需要出发去研究,根本目的还在于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借鉴。这样有的放矢,研究工作才有意义,也容易做出成绩。”所以,我们在歌德研究中有两点必须时刻关照,即一是要了解本领域研究的国际前沿,大致是个什么情况;二是作为中国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外国?具体而言,就是德语文学或歌德研究?这必然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关怀。

  谷裕专攻德语小说有年,以研究德语战后文学的重镇君特·库内特(Gunter Kunert)的小说获得德国波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她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19世纪德语小说。十年磨一剑,成果就是这部厚达380页的专著《现代市民史诗》。

但这部著作完成后,一转眼就是四十年的光阴,中国第二部严格意义上的歌德研究专著,要算是同代学人董问樵的《〈浮士德〉研究》。虽然此著在1980年代方与《论歌德》差不多同时问世,但仍带有那代人做研究颇明显的资料转贩的痕迹,自家的学术思路突出有限。此著分上、下两篇,前者所谓“从翻译到研究”,主要不外乎对《浮士德》的鉴赏评析;后者则主要是对“西方的《浮士德》研究”的介绍。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从席勒到歌德的研究对象迁变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作者学术思路的演进。董氏认为:“歌德原与席勒并称,但自席勒早逝以后,歌德即代表德国资产阶级古典文学的高峰,因为他得享高龄所以贡献特大,他哺育了德国后来继起的历代文学家。”虽然自家立论有限,但大体说来,董著问题意识清晰,考证相对谨严,虽然注释仍不够丰满,但循其轨迹仍可“顺藤摸瓜”,是具备较高的学术史意义的著作。

  作者从小说经典文本出发,对文本作丝丝入扣的细读,这是这部著作的一个独特之处。作者将这些19世纪的德语小说置于文学史语境中考察,认为这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此时小说已经获得诗学美学的意义,而且得到了有教养阶层的认可,从创作到理论都达到有史以来的高潮。作者首先为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梳理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从古希腊经过中古、巴罗克、启蒙、古典到进入19世纪都有论述。对整个19世纪的诗学和理论,从浪漫时期、比得迈尔时期、现实主义时期都有详细评介,并逐一介绍著名评论家的观点。

三是评述适可而止,论题应当深入。就研究状况而言,歌德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状况,评述的成分似占较大比重,这当然与外国文学界的传统和习惯都有关系,但这似乎并不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趋势,而应当加强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应当适当关注其它相关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比较文学研究,张辉著《审美现代性批判》专列一章“浮士德精神的审美阐释”,在概述歌德作品在中国的流播之后,探讨浮士德精神的中国语境审美诠释,就明显拓深了论题。

  该书由一篇缜密的19世纪末以前德语小说诗学导论和六篇详尽的文本个案分析组成。文本分析既有国内已有译本的名著,如歌德的《亲合力》、凯勒的《绿衣亨利》、冯塔纳的《艾菲·布里斯特》,也有我们很感陌生的伊默曼的《蒙豪森》和拉伯晚年的小说《鸟鸣谷档案》,还有一部至今尚未有中文全译本的名篇——诺瓦利斯的《海因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鲁迅早在1906年的《拟购德文书目》中就将此书列入采购范围。参见刘运峰编《鲁迅全集补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8页)。

至于研究状况,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承认,译介工作的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必然制约外国学的研究;但另一个方面,中国的歌德研究确实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中,在不断有所推进的。虽然陈铨在《中德文学研究》里,已有相当篇幅涉及歌德与中国的关系,但毕竟不是专门研究歌德。1936年,因为先后纪念歌德,发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有关著作,如张月超的《歌德评传》、陈淡如编《论歌德》,但就其质量而言,尚非出类拔萃。在我看来,就1949年以前的学界状况看,歌德研究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二。《歌德之认识》全面展现了学界的相关研究,尤其在专题论述上“精彩纷呈”、“面貌多端”,不但歌德与中国的关系得到足够重视,而且歌德与他国的文化渊源也得到梳理,诸如英国、法国等;但作为专门学问的开山者仍当推冯至的歌德研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歌德论述》,虽然从今天来看,其不成熟性显而易见,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开创时的筚路蓝缕期,能有这样的篇幅虽短却独发创见的歌德研究著作,已属难能可贵,无论如何,它为后人奠下了由此起步的重要基石。

  导论以近90页的篇幅介绍了小说发展脉络和小说的诗学及理论,条理分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相对较大的篇幅论述巴罗克时期及从巴罗克过渡到启蒙时期的小说理论和实践。这是一段德国民族文学的开创期,文风、主题颇具特色,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但国内至今为止少有学者加以整理介绍。愿这本书中的论述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引起进一步的研究。

那么,我们要问,20世纪中国的歌德研究究竟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值得后人细加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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