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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作品以二战以及战后的德国为背景,所以文

来源:http://www.muvitop.com 作者:文学天地 人气:112 发布时间:2020-02-27
摘要:当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之间的鸿沟被消解后,历史虽仍然威严,但人们却发现“质疑自己对于过去的知识实际上是在质疑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知识”。这样的拷问,无疑会在给人们带

当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之间的鸿沟被消解后,历史虽仍然威严,但人们却发现“质疑自己对于过去的知识实际上是在质疑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知识”。这样的拷问,无疑会在给人们带来困惑的同时,也为认识过去打开了新的途径。人们在追问过去的同时,也会发现一系列的文本间的关系,比如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间的关系。认识由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间的互文性所构成的互动体系,会给文本的解读带来另一片天空,入侵文学就是这样一个范例。
  1871年5月,刚从印度回来的、没有任何文学背景的军官乔治·彻斯尼在政治性刊物《布莱克伍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道廷之役》( The Battle of Dorking)的短篇小说,立刻引起轰动。这个一时间使得英国“洛阳纸贵”的小说,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入侵文学(也叫侵略小说,或战争恐怖小说)。这是一种历史文学体载,在187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流行。《道廷之役》这个虚构的德国入侵英国的短篇小说的出版标志着这一体裁的出现。《道廷之役》的盛行引发了一个狂潮,即用文学来激起人们对假想中的外国入侵的想像和焦虑。到1914年,这类作品已达400多本,其中许多都是畅销书,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的读者。这种体裁对塑造英国当时的政治和大众观点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延续至今,成为通俗文化的一部分。
  这一体裁盛行的时间段,多少能为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语境做一脚注。“道廷之役”的大背景是1870年的普法战争。当时的英国在外交上奉行“光荣孤立”的政策。这种一心只顾眼前利益的没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在当时动荡的局势下多少显得幼稚,而号称有着欧洲最强大军事力量的法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普鲁士所占领,震惊了许多英国人。担心英国也会遭受同样命运的忧虑促使彻斯尼找到《布莱克伍德》的主编约翰·布莱克,建议刊登一些能唤起国人危机意识的东西。彻斯尼显然不是因为文学抱负来写这个故事,而是要达到具体的政治、军事目的,但这一选择表明他深谙虚构性质的叙事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焦虑心态的表达作用,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小说以法国战败的教训为例证,列举法国战败的因素。小说中充满了分析、宣传、说教、实战场景、富有煽动性的伤亡景象、对英国当时殖民局势的分析、对庸俗政治的批判,以及因为没有警觉和准备而自食其果的悔恨。很难说这部小说有什么文学语言或文学的特质,而它能引起如此轰动,显然是叙事本身的力量打动了读者,即在焦虑的心态层面上引起了共鸣。事实表明,彻斯尼的教育是成功的,因为8月份会议就通过了征招国内第一支快速反应部队的决议,而这正是彻斯尼在小说中所倡导的克敌关键。
  《道廷之役》在文学文本与社会文化语境的关系上,为我们展示了文本历史性的两重意义:1、无论是文学的小文本还是社会大文本,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因此对“文艺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艺影响实行双向调查”,会有利于我们了解社会语境和权利关系在文本中的体现。2、由于“文学文本深嵌于它们所产生和消费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环境中”,所以文学叙事就与其它社会文本产生文本间的吸收与转化”,这种吸收与转化,既可以是客体事件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可以是不同性质的文本间的互动,例如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法律、艺术等之间的互动。
  但在讨论入侵文学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关系的互动时有必要了解这一文学叙事类型的特殊性。事实上,在文学叙事中预测战争爆发的故事在1790年就出现了,当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作家用戏剧来鼓励国人与敌人开战。“19世纪上半叶,在一些讽刺作品中,公共讲演和以时下危机为背景的小册子,特别是传统的媒介诗歌都表达了各国对当时局势的焦虑”,如华兹华斯就以拿破仑屯兵之事写了首想像中的粉碎了法国入侵的预言诗,彭斯、柯勒律治和司格特也都写过入侵题材的诗歌。但这类宣传性的作品在19世纪上半叶并不流行,因为“它只是为了鼓舞国民的信心”,没有什么实际的目标与意义。但普法战争以后,人们对时局的关心已成为对自身状况的关注。与此同时,阅读消费市场的大众化,既展示了叙事的力量,也为小说这种叙事模式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讲故事成了阐述各种主张、想像、宣传的手段,成了有效的意识形态的载体。读者们关注的不是故事中个体的人的命运,而是以民族为单位的、对未知恐惧的想像,是对焦虑心态的表达,《道廷之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并立即得到认可的。彻斯尼偶然间成了这一体载之父,这一体载也以惊人的方式展示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道廷之役》或是说入侵小说的成功正是通过对文学叙事模式的操纵而获得的。《道廷之役》的叙事手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高明。首先,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长者形象出现,给人以亲历感和老之将至、其言可鉴之感,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容易引起共鸣,而且作者能够自由寄居在叙述者之中,借此传达自己的主张。
  《道廷之役》中的另一个叙事手段是两种叙事眼光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的应用,即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这两种眼光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时间的不同看法和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情真相与被蒙在鼓里之间的对比。
  入侵文学的叙事特点使其成为在特殊时期最容易被操纵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维基百科(wekipedia)” 将其定义为一种历史文学体载,当特定的历史情景不在了,或危机过后,这类作品很快就会淡出人们的视线。
  也正是由于这种体载的特殊性和叙事特点,使它非常适合表达当下的恐惧与焦虑,如战争、恐怖主义、传染病、生态灾难等。比如以20世纪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为内容,将外国的入侵变成了暴风雨、洪水、龙卷风等自然灾害,用以警示和反思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和立场,科幻小说和灾难片都属于这一类。而在危急时刻它往往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正如在19世纪20世纪更迭之际,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普遍焦虑的心态使入侵小说“变成表达军事和政治可能性的一种范式”。
  认识入侵文学的性质和叙事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历史现实的认识,“通过回溯文学文献或想像的历史,我们可以找到通往被掩盖了的历史的通道,或是说,找到某一具体现象的历史性,因为文学对现实的回应不仅仅是简单地像照相机一样记录一个场景,而是通过历史对自我理解的表达”。在“我们这个历史与记忆已融合在一起的时代”,入侵文学作为一个交叉点为“我们勾画出我们称之为记忆的那种无固定形状的轮廓”,以避免将鲜活而多样的原生态的过去抽象化,概念化。

  一、乌韦·蒂姆其人其作
  
  1940年生于汉堡的乌韦·蒂姆对中国读者而言或许是陌生的,这位战时出生的作家在同内虽早有名气,但却还未蜚声国际文坛,似乎总是活在上一代作家诸如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等人的阴影之下。他当过皮革加工学徒,曾先后在慕尼黑和巴黎研究哲学。197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研究哲学的同时,他开始涉足文学创作,在获学位的当年就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矛盾》(Widerspruche),从那以后他似乎完全移情于文学,小说成了他新的选择。战时出生的蒂姆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因此60年代后期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叛浪潮是其思想政治背景。他本人参加过学生运动,其处女小说《酷暑》(HeiBer Sommer)便是取材于这段经历,被认为是“对学生运动诗化的历史叙事”,小说也使他跻身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之列。乌韦·蒂姆是位丰产的作家,1974年至今已出版十余部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儿童书籍等作品类型,涵盖的主题众多:学生运动、殖民主义、环境问题、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秩序的怀疑、战后德国历史问题等。蒂姆是多个奖项的摘冠者,这位获慕尼黑文学奖、德国青少年文学奖、不莱梅市文学奖的自由作家如今在慕尼黑和柏林两地生活。
  2003年乌韦·蒂姆推出了他的新作《以我哥哥为例证》(Am Beispiel meines Bruders),这是一部极具传记色彩的作品,它以蒂姆个人家庭故事为蓝本讲述了比乌韦大16岁的蒂姆家的长子卡尔一海因茨的故事:哥哥卡尔自愿参加纳粹的武装党卫军,于1943年在德军于乌克兰的战场上身负重伤,被截去双肢,年仅19岁就死于野战医院。然而早逝的哥哥却一直伴随着乌韦成长。“在母亲的悲哀中,父亲的怀疑中,在双亲的种种暗示中,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一直陪我渡过了我的童年。”根据哥哥留下的一本战地日记、写给父母的信件以及大人们谈到各种有关哥哥的故事,卡尔一海因茨在乌韦幼年心目中的奉为榜样的勇敢形象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在心中盘旋的疑问:为何哥哥选择加入党卫军?为何战后父母仍然以哥哥为荣?作者通过这部作品再次把战后德国历史和罪责问题推上了前台,是对德国纳粹时期的又一次深刻反思。整部作品以二战以及战后的德国为背景,通过一个普通的德国家庭故事折射出德国历史的变迁轨迹以及人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以我哥哥为例证》在很多地方与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点不谋而合,因此本文试从新历史主义角度出发,论述作者乌韦·蒂姆以文学文本叙述历史、反思历史的独特方式,揭示贯穿作品始末的主题——罪责与回忆。
  
  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它区别于传统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历史决定文学、文学只是历史的反映,与只注重形式、文本中心论的“新批评”亦不同。新历史主义认为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史”与“文本”具有同等分量。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集中对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的研究和解读转移到关注语言外部的事物即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通过转移,文学研究从文本内部走向文本外部,回归到新批评派以前的旧式的传记、主题和文学史的方法之上。“新历史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82年《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提出的。之后“新历史主义”广泛流传开来,大批学者聚集到这一阵营,葛林伯雷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植根于后现代文化土壤的新历史主义深受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阐释学、人类文化学厚描方法等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吸收和接纳了其他理论学派的批评话语,将语言、写作、主体、分化、断裂等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相融合,致力于恢复文本分析的历史维度,重现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可以称得上是“跨学科研究”。它要打破长期形成的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界限和壁垒,把文学融入政治、社会、历史整体文化视野中去,文学只是一种观察文化的视角。简言之,新历史主义将后结构主义思维与历史批评相结合,试图解答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强调历史与意识形态批评。
  
  三、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
  
  长期以来人们把历史等同于事实,而忽略了历史只有通过文学文本的方式才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历史编撰者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同样具有虚构性,历史不再是一种历史事实而是一种历史话语,由此打通了历史和文学文本之间的关联,消弭了二者的界限。可以说“历史”和“文本”是新历史主义的两个基本参照点。二者的相互关系由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的芒特罗斯(Louis A Montrose)概括为:“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一切文本——包括文字的文本和广义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的特定的文化性和社会性。而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则包括两层含义:一指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文本,我们就无法了解一个社会的真正的完整的过去;二指这些文本在转变成‘文献’,成为历史学家撰写历史的基础的时候,它们本身将再次充当文本阐释的媒介。”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德国社会的主要历史事件几乎都在《以我哥哥为例证》中得到了体现。从哥哥的日记中可以读到德国军队在二战的所作所为。1942年12月哥哥加入了武装党卫军的精英部队的骷髅头师,成为一名坦克工兵。1943年2月14日卡尔一海因茨在他的战地日记中写下了第一句话:“2月14日,我们随时准备投入战斗。10点半开始全军进入紧急戒备状态。”⑤这里所提到的战斗是指德军与俄军在东部战场上的对决,战争此时处于胶着状态,俄军准备反攻。此外1943年夏季,希特勒为了重新夺回东部战线的主导权,在库斯科战线发动的著名坦克大决战“卫城作战”也都在哥哥的日记中再现;“我”对童年旧事的回忆使我们仿佛看到汉堡被轰炸的情形。1943年汉堡被轰炸成一片火海,蒂姆一家和大多数汉堡人一起躲进了地下防空洞。“我”同时也亲眼目睹了美国是如何“解放”德国的:“一辆美国坦克慢慢地把用来堵桥而装满铺路石的家具拖车挤到了一旁。不久之后门铃响了。女人们——我母亲也在其中——胆怯地开了门,外面站着三个美国大兵,还有一个是黑人。第三帝国就这样在科堡走到了终点。”全家人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反映了战后德国的一片破败景象,普通的德国人不得不忍受食物短缺、资源紧张的窘境。蒂姆一家在地下防空洞 住了大约两年,每晚乌韦都与母亲和衣挤在一张小小的床上,饥饿和寒冷折磨着所有人。父亲用从废墟之中拾回的缝纫机开办了一家皮草店,为了养活一家人父亲常常彻夜缝制大衣。
  
  四、互文性在蒂姆小说中的体现
  
  蒂姆的另一个叙事艺术手法是互文性。作为近几十年来文学发展的一种重要倾向,我们可以在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中找到互文的影子。文学表达方式的多样性是导致这种新的叙事方式产生的原因之一。互文性又被称作文本间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指的是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指涉,是在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的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有意识地借鉴了前人所创造的文本形式。《以我哥哥为例证》体现了与自传小说的互文关系,二者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角度和叙事手法。作品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并且直截了当地告诉了读者叙事者与作者是同一人——乌韦·蒂姆,同时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即哥哥、父亲、母亲和姐姐也与作者本人的家庭一致。同时作者在《以我哥哥为例证》一书中摘录了哥哥留下的战地日记以及他写给父母的信件的大部分内容,根据自己的叙事意图打乱了这些文本的时间顺序。除此之外,蒂姆还引用了一些二战德国将军的讲话内容(1941年7月13日海因里希·希姆勒在什切青对武装党卫军发表的演讲)和战时的一些新闻报道,为读者理解哥哥的战地日记提供了详尽的背景资料。这种叙事手法在努力展示叙事的客观真实性的同时又在暗示读者,历史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本之中,我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了解历史。乌韦·蒂姆在谈到文学和历史关系时曾说到“他对历史感兴趣和史学家对历史感兴趣不同,历史吸引他的原因是可以和自己的主观想象世界联系起来以及历史与事实二者间虚拟可能性。”由此可以看出蒂姆很早就意识到了历史的虚构性,并以此为出发点把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
  
  五、历史与作家——自我形塑
  
  新历史主义在“历史与作家”的关系上,不再简单地强调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手法、风格和作家对作品不断修改而形成的文本档案史,而是注重文本所暴露的作者被压抑的意识,以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和创造出的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新历史主义认为作家是一个不断变化“自我形塑”的个体形象,“作家主体不是一个先于文学活动的、本原性的、既成的主体事实,而是一个通过文艺活动的文化赋予和自我塑造,是解构和建构的同时展开。”蒂姆通过《以我哥哥为例证》不仅完成了对哥哥的形象的重构,也把自己带人了过去的历史语境当中与历史对话,用现在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实际上是“当下”与“过去”的二元对立。小说在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间的转换造成了时间的多维性,把“现在”和“过去”融合在一起。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对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提出不同的看法,体现了作者主体在文本创作过程中的变化和自我塑造过程。幼时哥哥在叙述者“我”的眼中是正直、勇敢的榜样形象,然而当“我”不经意翻开哥哥的日记,读到“75米开外,那个俄国佬在吸烟,正好让我用机关枪瞄准射杀”时,“我”仿佛站在了蓝胡子的门外,门后隐藏的一切让“我”晾恐、害怕。因此“我”下意识地选择了逃避,放弃读完哥哥的日记。这代表了大多数战时或战后出生的一代对待历史的态度,面对父兄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他们费解、厌恶甚至愤慨,于是相当一部分人对历史采取了回避态度。然而从作者着手撰写这本书开始,从作者一再阅读哥哥留下的日记和信件的那一刻起,“我”对待历史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从过去的逃避转换为正视。作者试图去了解父兄一辈的所作所为,探析造成德国历史悲剧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造成二战民族大屠杀的根源是“人们把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价值——义务、勤劳、准时、秩序——绝对化了。这些大多无意识地从一代人身上传到了下一代人的身上。”哥哥卡尔一海因茨实际上是父亲生命的延续,他当初选择参加军队和父亲不无关系,这一点恰恰是继承了父亲的荣誉感、价值观和英雄主义。“当问到哥哥为什么自愿参加党卫军的时候,母亲做了些易于理解的解释,即:出于理想主义。他不想落于人后,不愿逃避责任。”这些被视为“美德”的观念从一辈人传到了下一辈人身上,使得他们挥舞屠刀宰杀人类同胞,最终在德国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灰暗印记。作者认为这些所谓的“美德”并不是真正的美德,相反地正是它们戕害了一代德国人,使他们有勇气杀人和被杀,却没有勇气说出一个不字,即拒绝服从命令。此类“美德”可以追溯到从腓特烈大帝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军国主义传统和普鲁士精神。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宣扬刚正不阿、大无畏的精神,强调军人的爱国主义、责任感、忠诚、纪律性、勇敢、坚韧等。俾斯麦在统一德国时把这种尚武精神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军国主义逐渐渗透到了平民生活中,因此希特勒才能如此顺利地发动二次世界大战。除此以外作者还对德国普通百姓在二战时期对纳粹的暴行保持沉默提出了疑问,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难道他们不知道隔壁的犹太邻居一个个地消失了吗?对于父亲、母亲、哥哥一代人的不知道与不想知道,平日对疼痛并不敏感的蒂姆做出了身体的反应——“双眼疼痛起来,流下泪水”。战后初年,许多德国人认为自己只是“受害者”,而较少考虑本民族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多大伤害,也较少思考这场人类浩劫的因果关系。蒂姆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儿子和家园,把一切都归结为命运,“自己感到受到了命运不公平的对待。”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回避对战争责任的责问。
  
  六、大历史的小写化
  
  德国当代新历史学家罗伯特·卫曼认为,文学作品是以“疏离”或“拨用”的方式运用历史材料,“一方面让它显得怪诞、离谱,一方面则呈现新的另一种叙述及意义……使读者对‘历史’与‘故事’有新的觉醒。(犹如莎士比亚)把过时或过去的社会、历史带进戏剧里去,加以戏剧化,以艺术的装扮、拨用、戏耍,重新界定、塑造文化。”新历史主义不仅将历史表现为世俗化、日常生活化、零碎化,还表现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边缘题材的补充,以及历史与个人命运的联系,历史也由此而显得感性、鲜活、丰富多彩。这一点在《以我哥哥为例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说充满了对个人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特别是作者的童年回忆,例如我和哥哥玩捉迷藏,哥哥躲在一个白色的柜子里但漏出了几缕金发,因此我很快找到了他;我五岁时学会了向军人一样并拢后脚跟和鞠躬,然而某一天开始大人们突然禁止我继续这样做。诸如此类的回忆性画面让我们从生活的细节处了解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蒂姆非常注重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从中搜集文学创作的素材,他在《叙事,永无止境》(Erzahlen und kein Ende)一文中谈到:“用不平常的眼光看待平常的事物,用不熟悉的语言处理熟悉的语言,从远望的视角观察身边的人甚至自己。”这一看法抓住了新历史主义的实质。
  
  七、结 语
  
  美国学者汤姆金斯(Jane Tompkins)认为:“新历史主义关系到一种政治的责任感。尽管后结构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是语言的结果,但要理解一部文学作品,你必须把它重新放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了解它产生和形成的条件和方式,了解它怎样形成自身的特点,了解它为什么能够得到人们的关注。所以,也可以说,新历史主义试图使文学再次与具体的现实对应起来。”《以我哥哥为例证》创作于2003年,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二战的硝烟虽然已过去50多年,但德国的历史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蒂姆遗忘,他通过回忆的方式把战争罪责问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父辈推卸历史责任、战时和战后出生的一代逃避历史的态度问题均在文中得以体现,作者本人就经历了从逃避历史到正视历史的心路历程。作为一名负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蒂姆清楚地认识到战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更年轻一辈对德国历史问题或冷漠或狂热,这造成了年轻人中极端右翼分子的增加。因此他希望通过文学唤起人们对历史的正视,记住不应该忘记的过去。作者自觉地将文学与具体的现实对应起来,赋予了作品极大的现实意义。蒂姆对于德国政治生活的关注与思考使许多文学批评家对他赞不绝口。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事实上我是通过政治观点才抱有这样的信念,在这个国家文学必须从根本上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即批判地看待现实。……我一直认为,文学具有启蒙的作用。”因此蒂姆的作品流露出强烈的政治意识以及它对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思考和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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